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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察觉到另一种例外——尽管他们试图按照既定的秩序整编这些例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悲凉沉郁之中缺少一点什么，因而呼唤‘野性’，呼唤‘力’，呼唤‘阳刚之美’或‘男子汉风格’。
这种呼唤总是因其含混和空泛，更因其与上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艰难曲折千回百转的历史行程不相切合，而无法内在地由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往往变为表面化的外加的风格色彩。”
相对于这种不可企及的英雄气概，20世纪文学之中出现了嘲讽。
这样的嘲讽不是某种修辞术，这样的嘲讽业已形成一种基本的美学感觉。
在我看来，这样的嘲讽之中寓含了一定的怀疑——怀疑“现代性”
名义之下的某些价值观念。
显而易见，这样的怀疑曾经在世界范围流行，并且大面积侵入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同样呼吸到了某种异样的氛围。
20世纪上半叶，鲁迅一方面承担了启蒙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时时质疑自己的启蒙者身份。
这里，启蒙与自责之间的紧张意味深长。
进入八九十年代，解放的欣快与由衷的乐观并没有维持很久——中国文学之中的冷嘲与反讽悄然而出，并且不绝如缕。
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美学感觉始终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声音。
文学史不仅是过往文学的编年式记录。
如果企图显示一个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那么，文学史必须是这个时期文化史的一个特定维面。
人们进入这个文化空间，考察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呼应、合作、分歧、对立。
文学与其他话语构成何种关系，文学在话语关系的分配之中赢得何种位置，这一切都将决定文学的功能。
这从另一方面喻示，文学的功能不是恒定的，而是历史的。
从文、史、哲的浑然一体到文学自觉的时代，从甲骨、竹简到多媒体的传播方式，从战火频仍的时期到歌舞升平的气氛，文学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义务。
文学始终坚持美学立场，但文学史必须重新写出这个时期美学对象的定义。
南帆：《双重的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描述》，载《文学评论》，1998（5）。
泛读作品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评论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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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重返”
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11）.
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
——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张治国.启蒙的变异与坚执——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江汉论坛，2006（6）.
杨庆祥.“主体论”
与“新时期文学”
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6）.
樊星.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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