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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笑的故事、鲜明的形象、通俗的语言，讽刺“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
、“喜欢用许多大字眼”
说一些“伟大的空话”
，及时指出当时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吹牛皮、说大话的反常现象。
《燕山夜话》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继承鲁迅杂文的优良传统，直面人生，大胆批评，使杂文这面旗帜飘扬在中国60年代干涸的土地上。
这就是邓拓杂文“韧性战斗”
的风格。
邓拓无可非议地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对当代杂文和思想建设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他是继鲁迅之后第一个在报纸上开辟杂文专栏的作家，而且蔚成风气，影响深远。
尤其可贵的是在困难时期一扫沉闷的空气，活跃了文坛，用杂文的形式提倡和引导读书。
其次，他开创了“知识杂文”
的先河，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深奥的典籍拂去尘埃，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让人受到历史老人的熏陶。
这就扩大了杂文的知识容量和教育功能，使杂文成为传授知识的良好载体。
三是学者型高级干部带头写文章，使杂文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言之有物，高屋建瓴，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引起疗救的注意，提升了杂文的思想质量和批判功能。
四是在“文革”
非常时期使杂文受到空前的“反面”
宣传和严峻考验，寻常百姓都知道了邓拓及“杂文”
，彰显了杂文的思辨精神和文胆风骨。
邓拓坚持真理，维护信仰，是以生命为代价捍卫杂文和人格尊严的第一人。
于继增：《邓拓创造的杂文辉煌》，载《书屋》，2007（3）。
4.1955年，胡风案件发生后，张中晓被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
逮捕关押，受审期间因旧病复发，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自己的家乡绍兴乡下，与家人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
写于1956—1962年的札记《无梦楼随笔》就记录了他在家乡养病期间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宗教著作的基础上对时代、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个性、人性、良知等等所作的思考。
这是一种个人性的话语。
在这种思考之中，个人遭遇成了反思时代神话与民族历史的重要背景，因而其思想与感性就有了一种血肉相连的痛切感与深度，理性的思想与感性的血肉紧密融合，不但使人们惊讶地发现了“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富有者”
，而且使得人们必须重估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五六十年代，随着各种各样的运动，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似乎慢慢完成，在当时的公开文学中所能看到的普遍是欢天喜地的颂歌，但在引入了“潜在写作”
的文学史概念之后，这种传统的文学史图像就被打破了。
8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些作家的书信与札记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在受到冲击之后并没有自行消失，而是从处于中心地位的正规的报纸、刊物、出版等公众领域转到了处于边缘、民间乃至地下的“私人领域”
，只能以书信、札记、日记等私人话语的形式存在。
可是对估量一个时代的精神成果与艺术成就来说，正是这些私人性的东西而非公开发表的东西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创造与思考的高度。
例如《傅雷家书》、《顾准日记》、《无梦楼随笔》等等。
私人写作大体上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编造的神话，而与之保持了一定距离，对之进行分析、解剖与批判。
这类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体现出的思考的清醒与感觉的敏锐，与被时代共名所感染因而失去了基本的感觉力的主流文学相比，真伪立判。
这些个人写作，当时都不是为了供公众阅读的，其作者“都命运坎坷，并不是为了立言传世而著书立说，只是由于不泯的良知而写作”
，但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化的另一面，使之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与深度，并使得我们通常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容易产生的浅薄、轻浮的印象发生改变。
《无梦楼随笔》在这些个人写作中，也属于出类拔萃之列，它的价值不仅仅在文学上，对于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来说，它也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在现在也没有过时，反而是历久弥新。
它之所以有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表现，而且伴随着有血有肉的感情，并在这种血肉相连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过程中，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座知识分子的自己的雕像。
《无梦楼随笔》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化史上一座道德文章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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