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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四十年代沦陷文学的个体关怀在小品文的文学体式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艺术表现。
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散文，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并非不重要的区别：同是“个人的文学”
，但五四时期散文中的“个人性”
是以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为其背景与动因的，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而40年代沦陷区的散文则是战争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怀与探寻，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谢茂松、叶彤、钱理群：《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40年代沦陷区散文概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1）。
3.延安代表着一种由批判文学向肯定文学的转折。
毛泽东断然宣布，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在批判对手方面，政论散文在过去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应该为那些帮助歌颂自己的人的文学形式所取代。
相反那些特别富于干预精神的代表如丁玲则主张，政治散文不但会继续有效，甚至是必需的。
她和其同道者把杂文看作武器，文学根本上就是针对自身和别人的战斗手段。
然而，自我批评是可以的，批评却是让人难以容忍的。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无论是丁玲，还是王实味，他们当时运用的批评性文体与批判精神大都来自鲁迅。
不必说丁玲曾经举起鲁迅的杂文，宣称鲁迅的杂文是不会死的，也不必说像萧军这位鲁门弟子一样到处鼓吹鲁迅自由独立的反抗精神，单说王实味吧：首先，据批判者说，“他的《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
；其次，他虽然在后来中央研究院的批判会上已经处于有组织的围攻当中，却仍执迷不悟地“以现代的鲁迅自居”
。
于是，在当时的批判文章中似乎可以明显看出，批判者似乎存在一种“既要削弱以至阉割、否定鲁迅的批判精神，又要利用鲁迅旗帜的尴尬”
。
正因如此，如何看待与运用鲁迅的杂文不仅成为文化界的任务，也在事实上成为政治家必须予以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于时代变了，政权性质变了，社会内涵变了，所以鲁迅式杂文也必然发生变化，它那如匕首般令人心惊肉跳的批判锋芒再也不能指向革命阵营以及新的社会与人民，而只能毫不客气地指向民族和阶级的敌人。
……鲁迅式杂文倘要继续存在，那么它必然取决于它所表征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这样的杂文已经不是鲁迅那种任性而谈，无所顾忌，亦即忠实于自身体验、观察与思考的杂文了，而是一种曾被论者意欲命名为“新杂文”
的那种东西。
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传统”
的形成》（上），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2）。
5.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其实已经隐含了他关于知识分子处在启蒙大众的五四以来精英文化传统，而正是对这一传统的认同，也才有政治家改造人的灵魂的提出及暴露阴暗面的《野百合花》的出现。
的确，王实味前后三篇文章是有其一致的理论路向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是一次最基本理论的演示，是在探讨具体的文艺理论的学术讨论中展示他关于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后如何前行的总纲，而《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则沿着这一理论思路对某一侧面的具体思考，到了《野百合花》，王实味则是在这理论的指导下直接干预现实了。
……显然，王实味的文艺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学启蒙话语系统的背景下生成的，只不过批判者们把它置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文艺的话语系统。
黄昌勇：《〈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2000（3）。
6.王实味事件之由文学论争上升为政治批判，最根本的原因是战争时代政治的制约。
王实味所代表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与战争一体化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矛盾凸显的情境下，这种思想与战争时代的政治需要构成了尖锐对立，是绝对不合时宜的。
战争政治的需要，促使着延安的政治首脑毛泽东对王实味采取强硬措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扭转延安的思想文化气氛。
贺仲明：《真实的尺度》，11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7.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多半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
张爱玲的文章基本上得自她那些琐琐碎碎的日常记忆。
她不能算是个多愁的女性，倒也称得上非常的善感。
她的童年生活是不愉快的，我们从《私语》中读到：当她得知父亲要娶后母时，伏在夏夜的阳台上，哭了……然而，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偏偏在于：正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依然以她的智慧和达观，发现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哲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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