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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求。
作者在与《阿凤》同年写成的论文《文艺谈》中声称：“我每篇小说的作成是受了事实的启示，没有事实我就不想做小说。”
我相信这篇小说不是虚幻的产物，而是他实际观察到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记录。
作于1926年的《夏夜》，主人公是一个码头上的搬运夫，他每天像牲口一样干着重体力活，夏夜收工后在粥摊喝完粥便睡在菜市场外的水泥地上。
这样的题材，在当时其他作家可能写成“血与泪”
，其后的“普罗文学”
又会写成阶级斗争。
但叶绍钧写的却是他干活时的情状与感觉，写他收工后有意地与卖粥的青年女子搭讪，写他喝完粥后如何去找地方睡觉，又如何在梦中化为船上的茶房，与一个人力车夫争那卖粥女子做老婆。
若不是从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角度理解，这篇小说的题旨就很难把握。
展示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揭示其内心世界，其实也正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他人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社会忽略或歧视的人的关注，激发读者的同情心，把一切人当人看，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加深相互理解。
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即使是外国读者看了也会产生共鸣。
阎浩岗：《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载《文学评论》，2003（4）。
3.许地山的作品从《命命鸟》到《枯杨生花》，在“人生观”
这一点上来说，是那时候独树一帜的。
他的题材也是独树一帜的。
他不像冰心、叶绍钧、王统照他们似的憧憬着“美”
和“爱”
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更不像庐隐那样苦闷彷徨焦灼，他是脚踏实地的。
他在他每一篇作品里，都试要放进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人生观。
他并不建造什么理想的象牙塔。
他有点怀疑人生的终极意义，然而他不悲观，他也不赞成空想；他在《缀网劳蛛》里写了一个“不相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相信史夫人用命定论的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满足”
的女子尚洁，然而这尚洁并不是麻木的，她有她的人生观，她说：“我就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
这便是落华生的人生观。
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
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
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隐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
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
一同来解答。
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
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
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
吴福辉：《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3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再回到《缀网劳蛛》。
尚洁不爱财产，不求闻达，不怕别人讥讽嘲弄，也不求人理解怜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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