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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人”
概念相比，“第三种人”
在指代范围上要宽泛得多。
当时论争者对“第三种人”
概念的理解与苏汶的原意颇有出入。
胡风把试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作家皆指称为“第三种人”
，而在戴望舒、郁达夫等人的理解中基本也是如此。
可以说，在一般的作家、理论家的概念中，“第三种人”
其实就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文艺上否认文学的政治功能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黄德志：《左翼对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误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
4.鲁迅与梁实秋的争论，有时难免彼此挖苦、讥讽，但绝非个人义气之争，而代表了两种社会思潮和文艺观点的交锋。
当时的知识界，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社会主义，鲁迅和左翼作家是代表；二是自由主义，梁实秋和新月社就是其中活跃者；三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学”
家即属此类。
“民族主义文学家”
虽以官方为后台，但无论理论还是创作都拿不出东西来，闹了一阵子，受到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批判，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相当的力量，他们有不同的派别，新月社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参政意识较强，虽然在人权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有摩擦，但与共产党的分歧更大，所以他们与左翼作家的对立是必然的。
而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的信徒，白壁德反对唯物论，反对功利主义，不相信群众的统治，而倾向于知识的贵族主义，主张人性论，追求一种完整的均衡的人性，这些都是被梁实秋用来作为武器。
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19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5.然而，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文学革命”
与“革命文学”
这种表面的相似其实掩盖了实质的巨大不同。
这实质的巨大不同根本就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进而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革命的同盟者当作革命对象，由此产生了以（不甚了解的）“社会主义”
反对“资本主义”
、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
反对“人道主义”
、以“阶级论”
反对“人性论”
、以“无产文学”
取代“人的文学”
、以唯物论批判唯心论（其实二者都是形而上学的不同表现形式）、以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以人民文学取代个性文学、以遵命文学取代自由文学、以政治工具论取消艺术自律论等一系列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早在狭义的“革命文学”
对五四“文学革命”
的批判中就有明确的表现。
（1）从“资产阶级革命”
到“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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