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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观念的裂变。
中国传统知识层大多持有“学而优则仕”
的理念，所以他们把“读书习礼”
作为毕生的事业。
但是发展到近代社会，新知识阶层的崛起，最鲜明的标志就是摆脱了旧有的单一模式，表现出既可“铁肩担道义”
，又能“妙手著文章”
的多元性。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脱离仕途而在图书馆或者实验室中实现自我价值。
正是因为这种角色定位的转换，所以近代学术的裂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事业与学术团体的兴起，这也是随着旧的科举制度的瓦解而产生的。
比如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出版机构的建立，图书馆与博物馆的设置，以及文化团体与各种协会的创建，都为文化学者们提供了新的自由骋才的空间。
在1896年的《时务报》上刊登了很多介绍西方学术机构的文章，其中像汪康年撰写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就把新学堂、学会和图书馆三者看作是振兴国家的三大要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文化变革的情形。
二是学术研究内涵的变革，这一点又与上面谈到的文化事业和学术团体的出现密切相关。
这种学术结构或内涵的变化，比如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艺学等领域，有的属于新学科的建立，有的属于旧学科的更化，但其中的裂变和趋新，是显而易见的。
以传统学术本源之一的史学为例，其中就呈现出多方面的新变趋势。
现略举其要:其一，史学的考据与田野发现的现代学术意义。
比如清代掀起的考据学风气影响到了近代的学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指出这一学科的动机与内容和欧洲的“文艺复兴”
很相近。
同样，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兴起的“田野工作”
（如甲骨文的发掘与敦煌学的发现），实际上都和传入中国的西学重视实际调查的理念相关。
另外，像民国初年的“地质调查所”
的建立也都与“地下资料”
的发现有着紧密联系。
基于这一层的思考，李济认为“田野方法”
作为一种治学手段，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把人类劳动分为“劳心”
与“劳力”
的孔孟思想和必读的四书五经。
其二，边疆史与蒙古史的研究，开拓了旧史学的领域。
如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丁谦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补正》，屠寄的《元兀儿史记》等一批反映边疆史的书籍，就是道光、咸丰以来，为适应边关政治、军事的需求而出现的新史学思潮的研究成果。
其三，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拓宽了近代史学的新视野。
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梁启超的《古议院考》等，既体现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新治史原则，又做到了和当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
其四，当代史的编撰与研究，也构成新史学的重要内容。
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夏燮的《中西纪事》、松隼的《洋人入华史》、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等，都记载了当代历史，阐述了现实问题，已经同旧史学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
正是基于新史学领域的开拓，才建立了近代以“民史”
为内涵，以进化论为支柱的“新史学”
理论，这些又和当时哲学领域的进化论、社会学领域的民权观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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