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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二者均出于其融身于时代的那种“穷年忧黎元”
的责任与“济时敢爱死”
的气骨。
对于这类出于大文化心态的封建精神，在失去了文化宽容环境的后世文人笔下，仍然时时表达出一种追慕的讽谏情怀，如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即以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诸家的讽喻诗为例，认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而“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对于这一点，同样应该将其纳入盛世文化的精神范畴去思考。
图5-4-5杜甫像
图5-4-6陶渊明像
与汉唐气象相对应的是衰世文学，历代亡国遗民文学创作中的孤臣孽子之情结，是最为典型的，如大汉帝国末年，政治文化的土崩瓦解引发了文士心灵的强烈震撼，从而讴吟出衰世苦音，《古诗十九首》描写的如“寒风日已厉，游子寒无衣”
的萧索、“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的凄楚、“思还故闾里，欲归道无因”
的困惑、“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
的感伤等，都是缘于汉末社会倾斜的忧患意识而产生的强烈的人生迁逝的悲哀。
陶渊明的隐逸文学，也反映了衰世的感伤。
这种情绪蔓延到宋元之际的遗民作家笔下，显得尤为凄苦浓烈，如汪元量即曾出于亡国贱俘的心理，写下了大量的感伤悲愤诗篇，其离杭赴燕途中所作《晓行》“痴坐书窗待晓钟，背灯无语意无穷。
一家骨肉正愁绝，四海兄弟如梦同。
西舍东邻今日别，北鱼南燕几时通?行行忍见御沟水，流出满江花片红”
，被刘辰翁誉为“泪尽诗尽”
，其意义在于表现了亡国遗民共有的悲凉感受;另一位诗人马臻《赠歌者二首》，更是明白地假酒楼卖艺歌女的悲哀心境以拟状遗民心态，如此心境在王沂孙《齐天乐·余闲书院拟赋蝉》的词中得到了更为曲折的表现，全篇咏蝉，“余恨”
、“魂断”
，通贯词境，拟状作者心境，在深沉的往事回忆中寄托了现实的人生悲愁，凄楚中见执着，用心良苦;而明末青年作家夏完淳身经变乱，仿屈原《离骚》、庾信《哀江南赋》而作的“悲余志也”
的《大哀赋》，中有“烟草依然，江湖如是;毅魄归来，灵风涕泗”
之语，骚心凄婉，诗心绵远，千年之下垂承“屈大夫之哭泣”
，正凝化于此悲情之中，生发出永恒的审美感染力。
这类作家作品，或因时而异，然追复骚情，诚千年一脉。
无论是清人丁晏评曹植诗文“与屈子同悲”
，以明其“凄咽深婉”
的悲剧审美价值，还是陈沆评陶渊明《闲情赋》与《离骚》“美人香草、湘灵二姚、鹤鸟为媒”
的艺术相同，抑或是朱鹤龄评李商隐诗“原本《离骚》”
，其情词“一祖其杼轴”
，均以楚骚为鹄的省察衰世作家的审美心态。
明末李贽盛赞屈原，并且称扬雄的《反骚》“痛原转加，而哭出转剧”
，袁宏道也认为“《离骚》一经，忿怼之极……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
，无不喻示特定的时代价值。
遗民情结在文学创作中的另一表现，即由痛楚而转向隐遁，这也是衰世文化心态的普遍反映。
早在东汉衰世，文学之士即不乏逃避严酷现实的高蹈之举，崔寔在《答讥》一文中回复客之“今子游精太清，潜思九玄，励节缥霄，抗志浮云”
的提问时说“子徒休彼绣衣，不知嘉遁之独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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