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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等，皆与周朝北地中原地区的文明密切相关。
而《国语·周语下》引录的单襄公论政言“文”
时所说的“能文则得天地。
……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
，既是对周文化尚文传统的推崇，也是对“文”
的广泛性与崇高性的诠释。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讨论《诗》义典范，采取的也是广义的人文情性。
在人文思想演进的大传统中，《诗》的价值固然表现在诸如“天人观”
、“道德观”
、“伦理观”
、“民族观”
等方面，然而，倘若说到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则又可以归纳为三个子传统，即厚生、言志和致用。
厚生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生命意识。
在《诗经》中，天命观已从神对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注重人生的敬德思想，以表现其生生不已的生命，如《大雅·生民》，讴歌了周族先祖后稷氏躬耕兴农、重生福民的业绩，是一首典型的赞美农事的乐歌，又如在《周颂·思文》中，诗人再次赞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
，从而表达了周人对后稷的敬慕，可以说是“夫民之大事在农”
的民本观念的形象描述，再如《大雅·文王》，高度赞扬了周文王的明“德”
，孔子赞曰“大哉天命”
，翼奉以为是“周公作诗，深戒成王”
的作品，清人方玉润却别具慧眼，称其为周代所传的“万世法”
，“不独兴王兆瑞章，抑亦圣学传心之典”
，何焯则认为“民心悦，则天意得矣”
。
正是由于《诗经》中表现的敬德、重民思想均与厚生意识切实相关，所以既有道德的颂歌，扬善抑恶，乐和戒**，从而为民生制定生存秩序，又有优美的情诗，感于哀乐，抒写心怀，从而宣泄民生固有的生存欲望。
言志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表情特征。
自《虞书》确立“诗言志”
的“开山纲领”
，后世论《诗》多以此为准则，如董仲舒辨六经之异时谓“《诗》道志，故长于质”
，实际上已经兼含抒**怀和言之有物的意思了。
诗人咏怀言志，不拘一端，皆有感而发，如悲鳏寡、叙离情、言征戍、谈追求、讽豪夺等，无不贯穿着诗人感于社会与人生的心态。
清人程廷祚说“汉人言《诗》，不过美刺两端”
，可谓知言。
以婚姻为例，美之者如《周南·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诗大序》认为“《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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