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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上,他们从批判王学开始,从而兴起虚与实、本体与功夫之辩。
东林学者高景逸云:“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功夫不密。”
史玉池亦言:“有本体自有功夫,无功夫即无本体。”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六十)顾炎武言辞更为激烈,他在《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条说:宋明以来学者不学习六艺,不考证百王之典则,不了解当代的事务,整天倡导“明心见性”
这样的空话,不为“修己治人”
的实学。
最终只能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宗社丘墟”
的结果。
他已将明代的危亡归咎于宋明理学所造成的空言心性的虚浮学风。
他的《答友人论学书》则是直接将明末空疏颓败的学风归罪于王守仁所倡导之“心学”
。
而针对“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
(《日知录》卷十八)之王学末流所造成的人心疲弊,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
的归本之论。
由此也兴起了清初由对王学的批判进而出现的对宋明理学的反省。
与顾炎武齐名的王夫之,也认为晚明心学所引起的空疏蹈虚的学风误国误学,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学风的根源在于佛老之学,他批评陆王“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矣”
,与佛教的本质无异,因而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佛老,提出天地自然皆为实有的思想。
他的《船山遗书》中有很多言论反映了对王学的不满,正如梁启超所说“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
(《清代学术概论》)。
图4-10-3黄宗羲像
另外,著名学者黄宗羲批评理学心性,比如批评理学家口谈“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治阔论”
,而国家“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南雷文定》后集卷三)。
这是针对张载《西铭》所发之议论,这种批评明显带有现实致用的政治色彩。
同时,黄宗羲又提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
,倡导为建立理想社会需要新的学风,否定王学虚无空蹈的学风,从而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考据与性理
当然,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实学精神,既落实于现实的经世致用,又反映在学术的文本研究,因此他们注重语言训诂、真伪考证、探赜学理,这些对清代文风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继后对清初学术起着重大影响的是阎(若璩)胡(渭)考据学与北方学派的颜(元)李(塨)实用学风。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禹贡锥指》《易图明辨》,都被学界奉为清世新汉学之开山。
这些著作考证精详,去伪求真,正是对宋明儒家治学中存在的空疏简陋的反拨。
颜元、李塨学派治学倾向平实,其中颜元思想中则有很多批评程朱理学的言论。
他在《存性编》中说:“大约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无。
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
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其误世岂浅哉?”
所以他的思想是由程朱返归孔孟,取儒门上乘之义。
出此思想动机,颜元反对周、程以来“寻孔颜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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