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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提出“得意忘言”
、“寄言出意”
的方法。
其六，以“辨名析理”
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
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玄学的产生背景
玄学在魏晋时期形成并产生重大影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背景的。
简括言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了玄学的产生。
首先从社会政治大环境上看，自东汉初以来，封建统治者为稳固统治考虑，大力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当时士风的高涨，胜过其他朝代。
但到了东汉中后期，社会状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政治形势每况愈下，帝国朝政常由外戚宦官交相把持，秉持气节的士大夫站起来同宵小斗争，而结果却是士人多罹祸殃。
东汉末期的桓、灵两朝，宦官专政更加厉害，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天下善士多被杀戮，因此读书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多产生厌倦情绪。
稍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更是所在多有。
再至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时，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厕身其间，战战兢兢。
许多人为避祸全身，只好逃避现实。
比如，魏晋著名文人阮籍，据史书记载，他本是一个有济世之志的人，但身逢司马氏图谋篡权、魏晋易代之际，同辈中多有因政治嫌疑而身死家没的，“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晋书·阮籍传》）。
在这样长期的社会动**状况下，读书人出于保全生命的需要，放弃了汉代以来儒家积极入世、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俯首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这就是玄学之所以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
其次，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魏晋玄学的产生，从学术意义上看，是由于汉代经学文化的解构和衰退。
经学因为自身的学术缺点而在汉末以后失去了吸引士人的力量。
我们知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钻研经书成为士人的主要仕进之途，因此自西汉武帝以后，经学大盛。
但是，统治者所赖以控制士人思想的经学在东汉时发生了变异，形成诸多流弊。
一是经学的神学化，儒家经典的解读因为掺杂大量迷信内容而走向荒诞无稽。
许多经师为适应统治者的政治需求，用谶纬迷信解说五经，编造种种荒诞的预言以印证、宣扬东汉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儒学内容的解读出现了偏离，深为当时及后来的有识之士所不齿。
二是经学研究风气走向保守。
经师们传授五经各有家法，过分讲究师承，往往局于己见，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容易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妨碍了对儒学真知的理解与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经学对士人的吸引力。
三是经学在研究方法与形式上也出现问题。
经师们对五经的训诂过分致力于细枝末节，学者释经常常琐碎不堪，一经往往说至数百万言。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解说《尚书》中《尧典》一篇的题目“尧典”
二字，竟然用了十余万言。
因此，物极必反，学术思想由繁琐冗长转向简单和抽象的方向发展，老庄之学作为对儒学不足的补充而因此流行起来。
最后，玄学的兴起也和乱世中文人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生命和土地财产都受到了重大威胁乃至损失。
但与此同时，因为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那些先后兴起的军事政治力量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对他们又不能不拉拢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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