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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改革的运动中，制定成文法是各位改革家首先而且是必然的一步。
因此，随着变法的展开，在当时便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郑国、晋国相继“铸刑书”
、“铸刑鼎”
，赵国颁布了《国律》，魏国有《大府之宪》，楚国则有《宪令》，秦国有《秦律》，如此等等。
这些成文法和变法者的许多具体施政措施一起，成为法家早期思想观念的体现，并成为法家思想后来能够在学理上进行总结、提高的基础，也是韩非子这样的法家集大成者能够出现的前提条件。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关系的变革导致了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私田主、国君与公田主即大夫之间的经济关系矛盾;国君的集权与重臣擅权的政治关系矛盾;以法治国与以礼治国的治国方略矛盾。
在制度上，是实行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还是实行私田制和君主集权制的矛盾。
在这种局面下，虽然有大批有识之士以满腔的热情深入思考，将自己个人理念和社会价值融为一体，纷纷提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
这样一个学术争论局面，但这些争鸣大多只是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对当时社会政治变革形成最大而又最切实际影响的还是法家。
之所以如此，在于其他学派的主张或过于富有道德理想色彩，或过于愤怒与消极，其领袖及其学生都没有真正进入当时的权力阶层;而早期法家人物都是手握权柄的执政者，对社会与政治有合乎实际的认识，能够真正地将自己的思想学说运用到实际的政治改革中去。
二、法家的形成过程
法家学派在其内部，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代表性人物。
其中，首先是一些春秋末年先驱式的法家人物，比如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邓析，晋国的赵盾、赵鞅、范武子，宋国的子罕等。
这些人都是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执政者，主张通过变法或立法的途径来顺应历史的潮流，以缓和、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
他们在各自的立法或司法实践中，为后来法家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管仲可以看成是这一批人的代表。
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又称敬仲。
他做过春秋霸主齐桓公的宰相，齐桓公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管仲相齐进行改革是主要原因。
管仲的思想和业绩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的法家常尊管仲为宗师，并托名管仲编写了《管子》一书，该书对管仲的许多观点和思想都有反映，是我们今天了解管仲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
归纳来说，作为法家先驱人物的管仲对后来法家学派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管仲主张改良旧礼、创立新法，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经济、军事等政策，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管仲所言之“旧礼”
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了西周的礼制和刑罚制度。
他重视“礼”
在治国中的作用和地位，把“礼、义、廉、耻”
视为“国之四维”
，他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不过，管仲虽然重视礼义，但他不像后来的儒家那样重视的是礼义的教化作用，他所强调的是礼义的强制作用。
其次，管仲认为法令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应该公布于众。
他还认为要维护尊卑上下的社会秩序和治理好民众，就得运用赏赐和刑罚两种手段。
后来法家主张公布法令和运用刑罚二柄，皆源于此。
而在管仲之前，法令通常都是密藏于官府之中的。
再次，管仲非常注重法律的作用，他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他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开了后世法家加强君主集权的先河。
最后，管仲还认为:“民之情，莫不欲生恶死，莫不欲利恶害。”
这后来也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变法的理论依据之一:“好利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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