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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认为，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兼爱，则一切社会问题、政治纷争都将不复存在，即便存在也容易解决。
天下之所以出现各种祸患，比如诸侯的攻国、家主的相篡、人与人的相贼、君臣的不惠忠、父子的不慈孝、兄弟的不和谐等，原因都在于人们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或者不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
由兼爱的主张推导出去，应用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必然得出非攻的结论。
就是反对为了一己之利而侵略他国的和平主义思想;应用到行政上，必然得出尚贤、尚同的认识。
尚贤就是不论贵贱、任人唯贤，尚同就是天下一齐、上下同心。
这显然符合兼爱思想中“兼”
字的整体性要求，同时也是“爱”
字含义的极好体现———不过，当代人可能会觉得，尚贤、尚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宣扬的是一切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观念;把兼爱的学说应用到社会生活上，必然得出节用、节葬及非乐的观点。
从所处立场的角度看，墨子出身下层，十分关注平民阶层的利益，其利群之旨，在于消除民之三患，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因此，根据兼爱的原则，对上层的王公大人们做出节用、薄葬、非乐的要求，自然是合乎其学说逻辑的。
因为节用客观上可以使财物翻倍，薄葬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浪费，非乐可以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节约劳动力。
凡此三种主张的实行，皆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总之，墨家治世理政的“七论”
，是围绕兼爱这一核心而加以推演和发挥的。
兼爱就是要打破家族本位，代之以社会本位;打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贫富、贵贱的地位，代之以新的彼此平等的地位。
这在墨家所处的时代里，当然是不能实现的理想。
但它抨击了旧有的制度和陋习，道出了天下平民的愿望，具有一种强烈的人民性、进步性，甚至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民主、平等的精神。
当然，兼爱及其他六论作为一套不可分割的社会政治方略，必有自己的哲学基础。
这个哲学基础就是“十论”
中的天志、明鬼及非命三论，它们反映了墨子的天人观、世界观。
从天志、明鬼看，墨子相信天（上帝）和鬼神是真实存在的。
在墨子看来，天和鬼神一样虽看不见却无处不在，都是有意志、有情操的，它们全知全能且奖善惩恶。
不同之处在于，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鬼神则是天的辅佐。
墨子之信鬼神，是有其学说渊源和群众基础的。
从学说渊源上看，《汉书·艺文志》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所谓清庙之守，职责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
，这是墨子相信鬼神的学术根源。
另外，墨子出身社会下层，而先秦时代一般平民都有着比较浓厚的鬼神信仰，墨子的思想中带有其出身阶层的特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时，必须明白的是，墨子讲鬼神并不是为了宣扬宗教。
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人的行为制定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和道德标准，墨子指出在现世利益和权力之外，更有一个超然的、无所不能的存在节制着人世，从而为他的相关政治理论给出了一个认识论上的基础。
至于“非命”
，表面上和墨子尊天明鬼的思想相违背，其实不然。
先秦时期，有命论是广泛流行的世界观。
而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又分成“天命论”
和“定命论”
两种。
“天命论”
强调上天对人世的行为有着赏善惩暴的能力，因此统治者必须修德以配天命，这是西周以来便形成的传统的有命思想;“定命论”
则认为在人力之外存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必然性，人世之一切皆由此必然地决定了，这是春秋晚期新出现的有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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