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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其时，百家蜂起，诞生不久的儒家受到了其他学派思想的严重冲击，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孟子·滕文公下》）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当时儒学遭遇冲击，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儒家之徒陈相，因受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便放弃儒学思想，就是孟子这段言论的注解。
面对如此局面，孟子以孔子思想继承者和捍卫者自任，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墨家和杨朱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孟子对杨、墨二家的批判，有这么两段话:“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孟子·尽心上》）“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
在孟子看来，杨氏“为我”
，墨子“兼爱”
，都是“执一”
而“贼道”
（损害道）。
孟子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孔子创建的儒家仁义之道，即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由近及远的推扩式的爱。
孟子对“为我”
的批判，是其学术的社会性与道德性的彰显;对“兼爱”
的批判，则是其道德性和宗法性的表现。
在捍卫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也发展和丰富了儒家学派。
其对儒家学派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性善”
说。
孟子“性善”
说的提出是基于这么一个经验事实之上的:当人看到一个儿童落井，在刹那之间会油然而生“怵惕恻隐之心”
，这种心理的产生，与外界的任何力量都没有关系，由此，孟子认为每个人先天都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
这正是人异于禽兽之所在。
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四心”
说，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并认为这“四心”
是人所能够具备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
正因为此，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尧舜一样的善良本性，人们只要能对自己固有的善性、良心加以存养，使之不致放失，皆可以成为尧舜，也正因为此，孟子认为统治者只要善加引导，老百姓都可以达到道德的自觉，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从人性本善这一认识出发，孟子将孔子的“为政以德”
思想发展成仁政学说。
孟子仁政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贵、君轻。
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为国本。
所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2）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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