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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文天祥像
其三,史官职守的包容性与史学自身的兼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学术重会通的特征。
司马相如论赋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
司马迁著《史记》,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目标。
二司马之论,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果单从学术制度考察,则当将二人之论推至史官制度。
先秦之际治教不分,官师合一,学在王官,史官作为王官之学的职掌者,所治包罗万象。
后来史官制度虽然已经解体,但其重会通的学术精神却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儒家强调“儒者通天地人”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鄙视一孔之陋儒,钦佩知行无碍的通儒。
孔子就要求“君子不器”
,不要成为某方面的专家,而鼓励学生成为通晓人情物理、天命人事而能治国平天下的通才。
道家在人生修养方面,希求达到“通玄达妙”
的人生境界。
中国人的学问,也以“通”
为上,所以古人治经,常以“通论”
、“通义”
、“通诂”
、“通解”
、“通说”
、“会通”
为名,而治史之人,常以能写通史为荣。
而传统意义上所说“国学”
,实际上包含文、史、哲三方面的会通。
古代学者,亦常多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的治学范围不囿于一经一史,而是博古通今,会通文史。
更有甚者,所治不限于人文学科,还常常涉猎自然科学。
如东汉时期的文学家张衡,同时又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地震仪就是他发明的。
又如北宋时期的文人毕昇,在科学领域颇有建树,发明了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
尚通的观念在史学家的笔下最为显著,且不说史著中常有如《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清三通》《续三通》之类的会通之作,即便是常见的历史著作中也常含异常丰富的内容。
如《史记》涉及的内容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发展、文化成就等都在其考察范围之内,不仅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活动、民族关系,而且记载了典章制度、学派活动、文化思想、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等。
而记载内容的广泛性,正是史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龚自珍在《尊史》中认为优秀的史家应做到“善入”
:“何谓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胥吏之所守,皆知之。
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言其家事,可谓入矣。”
也是强调史家应具广博学识,秉承了史官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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