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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环在12年间游历了阿拉伯帝国各地，于宝应初年（762）回到广州。
他的《经行记》也成为中国学者较早地对伊斯兰教信仰及修行的真实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至宋朝，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同时，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鼓励政策，并对积极进贡的蕃商授予官爵，这些无疑促进了各国商人进入中国的积极性。
广州、泉州和杭州聚集着大量蕃商，其中大食国的商人最为富有，居于领导地位，而商贾也仍然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主要力量。
虽然宋代来华的穆斯林数量可观，其中不少甚至读书应试，但遗憾的是他们总体上仍是侨民，并没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稳固的穆斯林社团。
及至元朝，伊斯兰教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穆斯林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获得了提高。
自12世纪中叶开始，蒙古族崛起，开始了打通欧、亚大陆，将中亚、西亚诸国纳入自己统治范围的努力。
13世纪，蒙古人统一中国，中、西交通畅通。
大量外族人，尤其是来自中、西亚的穆斯林来到中国，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而全面的传播。
元代定居中国的穆斯林中有一些来自一个特殊的群体，即蒙古统一中国时被调集来的“西域亲军”
。
这个由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组成的“探马赤军”
中，不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钦察人。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下令将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分别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等活动，也有少数入朝为官。
通过与汉、蒙、维吾尔等族通婚，他们的后代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回族先民的一部分。
加上唐、宋时就定居在中国的“土生蕃客”
、“五世蕃客”
或“土生波斯”
等，共同构成了回族的先民。
元代蒙、汉等族人中改信穆斯林的为数不少。
不同于唐宋的穆斯林，他们不再以客居身份出现，而是在生活习俗、礼仪等方面都日益中国化。
除在各地普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义外，穆斯林的又一贡献是成为了中、西文化传播的桥梁。
他们将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建筑、医学等科学文明带入中国，同时又将中国的造纸术等技术传入欧洲。
但总体上说，元代的穆斯林仍以外来人为主，中国本土居民的皈依仍不足以改变这一状况。
明朝统治者惩“胡元之陋”
，初期对伊斯兰教颇为轻鄙，直到明中叶才恢复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
朱元璋曾实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的政策，对蒙古人和色目人持排斥态度和强制同化的政策。
如拒绝外族人内迁和自相嫁娶，伊斯兰教教长只有布道权，司法权统归朝廷等;更为突出的是变胡姓为汉姓，很多功臣名将因此均采用汉名，从不言称自己为穆斯林。
但由于开国之初，常遇春、胡大海、蓝玉等著名回将均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郑和七下西洋也壮大了明朝的国威，所以明朝统治者也注意对回民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除任用回民担任要职外，还尊重其宗教信仰、对其宗教活动进行保护。
陈垣在《回教入中国史略》中说:“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特异也。”
因此，及至明代，中国大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回族，这些穆斯林无论外来还是本土，都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族作为一个稳定的社团，不仅在经济上逐渐建立起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生活模式，人口不断增加，在甘肃、陕西等地建立主要聚居区并广泛分布在北京、江浙、云南等地;不少人还出仕为官、落籍地方，带动了当地回族的发展。
同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汉语成为共同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仅为宗教用语。
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在维护民族信仰和感情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少汉人、维吾尔族人改信伊斯兰教，显示出其逐渐扩大的影响力，而东乡族、保安族、撒拉等族的形成则是回族与其他各族融合、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结果;另有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也均改宗伊斯兰教。
故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在明代已大体形成，并日渐发展成为源自新疆西南部的维吾尔族系和源自内地的回族系两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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