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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年，又一位方济各会士罗博鲁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但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1269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二人在受到新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Ⅹ，1271—1276年在位）接见后再次奉命出使蒙古。
波罗一家经过了长达三年的长途跋涉，于1275年抵达中国，其中一位就是曾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马可·波罗。
他们受到了忽必烈的盛情欢迎，马可·波罗也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在朝当官，还曾到各地游览，为其日后创作包含宗教内容的《马可·波罗游记》奠定了基础。
但事实上，直到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sⅣ，1288—1292年在位）的特使孟高维诺（J.deMonteo，1247—1328）1294年来到大都后，罗马天主教才被批准在中国正式传播。
1307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tⅤ，1305—1314年在位）又增派了7名教士支援孟高维诺，并封孟高维诺为汗八里（即大都）总主教，总管东方教务，但可惜7人中只有3人最终到达了大都。
孟高维诺在大都修建了教堂，并曾为6000余人施洗;此后他还派遣到达中国的教士赴各地传教，并于1313年在泉州设立主教区。
除孟高维诺外，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也曾在中国居住和游历了3年，并撰写了《东游录》一书，影响很广，书中提到了他在汗八里随主教谒见元朝皇帝的事情。
图3-5-3忽必烈像
元代后期，各地民众起义不断;欧洲天主教廷的分裂及黑死病的流行使得其无力顾及东方的传教事务;而元末中亚战事频繁，交通也因此断绝。
更重要的是，由于也里可温教信徒大多为蒙古人和迁居内地的中亚人，使得他们在内地没有牢固的根基，群众基础薄弱，因此随着其与诸多异教的掺和、佛教的排斥、元帝国的衰亡以及明代闭关锁国的政策等原因，基督教的传播也随即在中国再次中断。
直至新航路开辟前，东西方才恢复了中断了近两个世纪的联系。
明末清初基督教掀起了在中国传播的又一**，利玛窦容贯中西文化的传教方式、汤若望与历狱事件、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
是这一时期传教的三起核心事件。
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新航路的开辟促使基督教再度来到了中国。
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由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于1517年发起。
基督教世界之后便出现了几个新教教会，罗马公教在欧洲的一统局面也因此被打破。
同时，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IgnatiusLoyola，1491—1556）建立的耶稣会主张到欧洲以外传教，而新航路的开辟恰巧为此主张奠定了基础并促使其变成了现实。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南岸。
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但明朝严密的海禁打破了他们向中国贩卖香料的企图。
最终他们于1553年强租澳门，垄断了欧洲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由此，欧洲人开始了对东方的扩张，大批传教士也随着贸易船只纷纷东来。
第一位在新航路开辟后到中国传教的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曾在印度和日本有过传教经历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Xavier，1506—1552）。
他认为，使中国接受罗马公教也可以促使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日本更容易归顺。
因此，他便想方设法进入中国，但不幸的是由于海禁严密都没有成功，1552年他抱憾死于广州外的上川小岛上。
沙勿略死后，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等均有过到中国传教的想法，但又都以失败告终。
此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公匝勒等人在澳门建堂传教，从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1553年，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与另一位剃光头发、穿着僧衣的耶稣会会士罗明坚被耶稣会远东教务观察员范礼安派遣至中国，开启了近代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序幕。
他们自称是来自天竺国的僧人，被批准定居肇庆。
除了向当地政府献上自鸣钟外，他们表示不问澳门事务，一心事奉天主。
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利玛窦独自留在中国。
从韶州到南昌，从南京到北京，利玛窦辗转数年，最终他以个人的高尚的品质和良好的修养、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儒家学说的深切了解，并以充分的耐心和适应性，得到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和赞赏，而获得成功。
1601年，利玛窦终于获得了万历皇帝的接纳，获准长驻北京传教，使天主教从真正意义上叩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最突出的表现在于精通中国文化，将汉民族的道德观与基督福音相结合，以感化民众;同时，走上层路线，以先进的科技手段赢得官僚统治阶层的信任。
利玛窦的著名宗教著作《天主实义》1603年在北京被刻印成书，其中多处引用儒家学说阐述天主教义，证明中国传统思想与天主教教义可以互相补充，并不矛盾。
他认为“上帝”
与“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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