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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不仅各个家族之间地位相差悬殊，即使在一姓之内，高下的区别也格外分明。
这些大家族拥有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在政治上享有特权。
二是家族门第决定仕途与婚姻。
士族多担任高官要职，庶族则就职低下，士庶之间不通婚。
如果违反了上述规定，会遭时人耻笑，称为“婚宦失时”
。
这种风气在历史上的传习，就是“门当户对”
的婚俗传统。
三是因选拔官吏及婚姻之事都要取决于门第、谱系，使得编辑家法、谱牒蔚然成风。
如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征引典籍四百多种，其中载录家谱、家传多达数十种。
图2-1-5谢灵运像
四是某些家族内部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开展，推动了家族学问的勃兴。
正如陈寅恪所说的:“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
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
……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
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
以文学为例，六朝世家大族中有突出成就及精深造诣的为数不少，最为后世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是琅琊王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如王伊同《五朝门第》第三章《高门在政治上之优遇》第二节《仕途》云:“琅琊王筠，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
彭城刘孝绰，兄弟群从诸子侄，一时七十余人，并能属文。
兰陵萧子恪，兄弟十六人，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应为子范）、子显、子云、子晖五人。”
而陈郡阳夏谢氏，先有谢尚、谢安、谢万、谢玄、谢石等人，德行事功与文采风流并重，后来又有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等文才挺出于世，谢氏一门文学之盛，已构成一个世族文学创作群体，当时极少有世家大族能与之相比（参见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
当然，南朝时家族势力的强大，对政权也有很大影响，形成门阀政治的特色。
隋唐两代，一方面以科举制选官，最大限度地为寒门庶族入仕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打击旧族强宗，使宗法性豪强势力迅速衰落，到了晚唐五代，“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通志·氏族略序》），宗法秩序陷入混乱。
但宗法制度在宋明之后以新面目出现并日趋完善，在社会生活中仍发挥重要作用。
自北宋开始重新建构的宗法制度，以“父母在，诸子不别籍异财”
的直系家庭为中心，史称宗族共同体。
它在唐中叶以后开始出现，到宋代发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并延续到明清将近千年。
这种宗族共同体，与魏晋门阀制度相比，多以自耕农的形式聚族而居，在政治上完全依赖国家政权而不会与之分庭抗礼，显示出与中央集权紧密结合的特色。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族长权力为核心，宗子意义不断淡化。
族长由族人推举产生，主持全族事务，制定族规、族约并进行监督，是族内最高首领，这与旧宗法制中宗子世袭截然不同。
尽管张载等人极力强调“立宗子法”
（《经学理窟·宗法》），但由于一族之内诸如“或父贵而子贱，或祖贱而孙贵，或嫡贱而庶贵”
（秦蕙田《五礼道考·嘉礼·饮食礼》）等富贵不论嫡庶现象的发生，旨在敬宗的“宗子”
意义已经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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