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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从古代的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
《吕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一部博杂的学术著作，它以四季（春夏秋冬）十二纪（每季分孟仲季）为纲，效法天道节令组织全书框架。
书中的条目鲜明体现作者以人事为要务的观念，如“孟春纪”
则含有“本生”
、“重己”
、“贵公”
、“去私”
等，“仲春纪”
则包含“贵生”
、“情欲”
、“当染”
、“功名”
等，“季春纪”
则包含“尽数”
、“先己”
、“论人”
、“圜道”
等，表现了既应时而变又宏大整饬的文化结构意识。
这种意识同样被董仲舒采用，在《春秋繁露》中，作者进一步将“四时”
与“五行”
（金木水火土）糅合在一起，并纳入他的“公羊春秋”
学政治文化体系中。
他说，自然运行的规律是，春暖大地，万物萌生;夏日炎炎，作物成长;秋高气清，农稼结实;寒冬腊月，收获归仓。
春暖夏暑、秋清冬寒，气候虽异，然而作用相同，都是为了成就一年的循环。
这就是天道。
圣人法天而为政，春暖则普天同庆，夏暑则奖励有功，秋清冬寒则大行刑罚。
庆赏罚刑虽有不同，都是君主德治天下的施政要务。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时和四政相通，这是天人所共有的。
为了说明问题，董仲舒还将五行与治国之道联系起来，他说，天地之气，合则一体，分则有阴阳、四时、五行。
五行好比五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相生相克社会就能走上秩序化轨道。
五行还与人伦规范的仁、智、信、义、礼合一，这就形成了具有自然哲学形态的神学化思想结构。
可见天道和政治的比附，并不是简单的相副，而是内含着经世致用的精神，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典范的意义。
汉学重象数，自然以宏整的结构营制文化框架，就是重视义理的宋学，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
朱熹经常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来教导学生，也是以由内而外、由外返内的循环性与宏整性追求顺应自然和应时而治的和谐境地。
古代的文人雅士感春则“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旁鸥不惊”
（汪藻《春日》），伤秋则“零叶纷其交革，落英飒以散芳”
（苏彦《秋夜长》），也是以强烈的春秋代序之感对应时而生的万物的关怀，和农耕文明密切相关。
图1-3-12阴山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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