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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挑水来你浇园”
。
董永和七仙女的对唱中，描绘出和谐美好的中国式生活状态。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就是这样一幅男耕女织的画卷。
衣食足而后知礼义，古代哲人早就认识到吃穿问题是一切的根本。
而衣食之道，来自耕和织。
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们，如果有一个男人不种地的话，也许就有人因此而饥饿;如果有一位妇女不织布的话，也许就有人因此而寒冷。
不但匹夫匹妇要尽力于南亩和桑麻，就是帝王后妃，也需亲自躬耕养蚕。
中国哲人现实的理性思考总是伴随着理想的诗意诠释。
历代诗人又时常用巧妙的诗篇传达他的田园之趣———“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这是曾经锄过豆种过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的图景;“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儿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是曾经为农民的痛苦而呼喊的南宋诗人范成大眼中的田园生活。
当你从官场返回乡下，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这样一块宁静安逸的净土。
这是源于实际的生存体验，这里充满了热爱家园的信念。
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理论范畴都与耕织文明的思想深深契合。
首先，中国古代天、地、人三才思想源于农耕生活，国民在对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的追求中，深嵌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的务实精神。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首传说是帝尧时期的《击壤歌》，堪称农耕文化的宣言，首次揭破了农耕文明重以人为本的三才之道，而轻视宗教和超现实的至高无上的主宰。
既然耕种之事为之者人，生之者地，养之者天，那么，何必要诞妄蹈虚?回归人自身，重求实务根本，才是切实之道。
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现实，孔子从不言说怪力乱神，闭口不谈人死后的事情;孟子也将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在社会秩序的和谐即“人人亲其亲”
的最基本的人伦规范上，这中间一以贯之的是重人生、求实际的精神。
史学家司马迁认识到农、虞（渔夫猎人）、工、商四民是衣食的源泉。
粮食必须依靠农民的耕种才能获得，鱼和柴需要渔人樵夫去水泽山林中开发，商品是手工业者制造出来，还需要商人将它们运送到各地进行流通。
生产和流通的过程，并不是完全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
人们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努力，都是为了得到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
人们高兴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好像流水日夜不停地奔向下游一样。
源于“三才”
之道，中国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授时颁政”
，而文人士大夫则更欣赏那种田园风情中应运自然的和谐。
宋代诗人翁卷在《乡村四月》一诗中写道:“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方岳《农谣》诗云:“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鹁鸪啼。
含风宿麦青相接，刺水柔秧绿未齐。”
读者不难在闲淡恬静的意境中感受到平静而切实的生命意识的流动。
“三才”
之道的核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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