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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众多的地理学论著用精神支撑，就连一些文学化的作品，也是如此。
清代学者和宁来到西藏，写下了一篇《西藏赋》，全面反映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风貌。
赋中不仅详细描写了西藏的山川风俗和制度，还仔细考察了边疆要隘以及邻国的形势，这篇赋不止是供文人消遣，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关注边疆事务的学者的重视。
图1-2-6李世民像
虽然多数文化史家认为由于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和重内陆的地理意识，使中国文化显出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人论地是与天、人相对而言，这中间又内含了极大的拓展性和广博性，地理研究中的世界观和开放性意识早已露出端倪。
这从“九州”
说中能发现一些端倪。
“九州”
之名，起于战国中期。
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便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这已经涵盖了长江黄河流域。
其他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也有“九州”
的记载。
而战国时期的燕人邹衍提倡的“大九州”
的观点，可以认定是最早的世界观雏形。
邹衍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认为《禹贡》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
;同样大小的州共有九个，但不过是裨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九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洲所环绕。
虽然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他开阔的视野和无垠的空间意识无疑极有启发价值。
被称为“神话之渊府，史地之权舆”
的《山海经》，分山经、海经与荒经，山经又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海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和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荒经包括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大荒北经。
这样宏阔的格局，为历代学者称奇。
其实这部奇书的出现，同样与中国古人广袤的大地观念相关。
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的夷、狄、戎、蛮为四海，天子君临天下，所谓“天下”
就是外及四海，这也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相一致。
所以从《尚书·禹贡》到魏源的《海国图志》，既有演变，又有渊承，显然能看出古人持圆通的见解对待地理与文化的关系。
二、地域、南北与大一统文化
地理观念作用于文化，在中国古代最值得关注的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南北文化和帝京文化（或称大一统文化）三个方面。
地域文化的产生有赖于地缘群体的形成。
在上古时代，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分散着诸多氏族部落或氏族部落联盟，先民生存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狩猎耕种，不断壮大，并与其他氏族或部落互相兼并、融合，形成地域民族，从而创造了一个个富有自身色彩的地域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心理。
这些分散的地域文化，被称为中国大陆文化圈的“板块结构”
。
图1-2-7元代画家张渥绘《九歌图》（局部）
图1-2-8《九歌图》（局部）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地缘群体集合而成的地域文化，经过长期的不断组合，相对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主要以地域为特征的区域文化就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西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具特色。
《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寓言:一个宋国人到越国去做帽子生意，可是来到越国一看，那里的人剪光头发，身上刺满花纹，根本就不需要帽子作为装饰品。
宋国人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而致使生意失败，同时也说明了吴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巨大差异。
在中原，男子二十岁就戴上标志成年的帽子———“冠”
，只有平民、罪犯才不戴，而越国人却没有这样的礼俗。
吴越地处三江五湖，水给人们带来了秀丽的山川、丰富的水产、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但水患灾难也增加了人们对水的神秘感与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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