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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依照一年十二个月中天象、气候的变化规定人道，要求君主的饮食起居，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都要随天道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如果春天做了本该夏天做的事，将会造成田地荒芜，人畜生灾。
汉代思想家信奉的象数理论较完整地体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中，在书中作者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就是“天人相副”
，将人的生理特征和天象联系起来，如人头圆法天，脚方法地;人有小骨节366块，一年有366天;人体大骨节12块，一年有12个月;人体内有五脏，副五行数，外有四肢，副四季数;人有好恶，天有冷暖;人有喜怒，天有寒暑等，甚至有“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的说法。
这种“天人相副”
的结构在汉代的《易》学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系统。
类似的观念还记载于《淮南子》和《黄帝内经》中。
宋儒邵雍演先天易数，也持此论。
这种附会的说法，在历史上为道教徒所汲取，成了道教内丹派理论源头之一。
内丹派把人体解释为一个宇宙，五脏就是五行，河车搬运，就相当于日月的运动。
内丹修炼，也就是人体内部宇宙的运转，这个宇宙通过修炼运行通畅之后，不仅内丹修成，而且，也可以与外界的大宇宙沟通，从而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
这样理解“天人合一”
，有很明显的董仲舒天人相类思想的印迹，也难免有道教式的浅俗。
但是，能将这一思想贯穿于道教之中，特别是内丹派的理论之中，更从一个侧面说明“天人合一”
的思想在中国古老文化里的影响力。
绝大多数宋代道学家倡“天人合一”
却能超越这一相类的层面，而从义理的角度进行理性的分析。
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不主张天人相别或相合，他们认为天就是气，是气中之理，人是气之所聚，人心人性就是气中之理。
既然从身体到灵魂都来源于天，那么天人本来就是无二而一的。
程颢的《秋日偶成》一诗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不言合而自合的天人圆通的境界: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诗从常见的“东窗日红”
景象生发意趣，因静观万物而使“四时佳兴”
与人心谐适，从“天地形外”
的空间延伸与“风云变态”
的时间迁移中探究天人之际的奥妙，虽风云变态之理无不到。
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指出“我心就是天”
，他认为人心中本有包括宇宙的良知、良能，认识了自己的心，也就认识了天地万物。
清代王夫之从义理的层面入手，论天人相通主张“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
（《尚书引义》）的天道人道统一论。
同天人相应的观点对立，作为非主流意识的天人相分（相胜）思想在古代也不乏其例，对中华文化影响也较大。
老子比较人道异于天道之处在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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