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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贡体系开始瓦解，中国长期以来在贸易往来上的强势地位也正在被打破，近古历史已开始演变为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角的历史。
图6-1-5汤若望像
清人入关后，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等向顺治帝进呈西方天文仪器和历法，并掌钦天监印信，任监正。
此后，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继主钦天监，制造和研制出许多精密的天文仪器和新型火炮;一批传教士成为康熙帝的顾问，向其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
直到康熙与罗马教廷因“礼仪事件”
产生冲突，因基督教是否应该中国化的问题引发中西争论，罗马教廷的固执立场引起中国皇帝的强硬态度，从而发展成为“海禁”
政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才告一段落。
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文化的容斥绌补伴随中国文化的蜕变与新生而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
可以说，清代中期以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渗透还限于传教与商贸，而清中叶以后其影响已形成由物质再到观念的系列变革。
由以上元、明海上交通的开拓、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来华再到清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入侵中土三阶段的发展大趋势，观测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及变迁，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至明末以后，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淡褪了亚、非，而以中西（欧美）为主，且形成一种文化的互动。
这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对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理、机械、生物、医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容纳和接受;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亦较多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文明进程，最典型的是17世纪欧洲“中国热”
现象的出现。
比如莱布尼茨的哲学观与宋明理学、伏尔泰搬《赵氏孤儿》上舞台与百科全书派对中国文化之理性的推崇、魁奈与重农学派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向往、欧洲王室对中国工艺美术的仿效等，都是这种文化互动的产物。
二是当中西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主题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畿服制发展而来的“朝贡体系”
的瓦解。
早在汉晋时代，中国朝廷与外邦的交往，是以朝贡贸易为主体，也就是贸易总是与进贡联系，使政治意义往往大于经济利益。
而到唐代，王朝以长安为中心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朝贡体系，成为这一贸易方式最强盛的时期。
宋、元以降，因海上交通的开辟，民间贸易构成对旧朝贡体系的催伤，但其旧有思想在文化领域仍反复出现，如明人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题词》中着重强调“明兴文命，诞敷宾廷，执玉之国，梯航而至。
故怀来绥服，宝册金函，灿绚四出，而行人之辙遍荒徼矣”
。
又同书卷七引录儒臣金幼牧因明洪武十六年（1383）占城王贡瑞象而献赋云“恭惟皇上膺受天命，统绍洪基，仁布寰宇，化周六合，是以扶桑月窟之境，雕题穷发之地，莫不梯山航海，奔走来贡”
。
此皆为典型的朝贡思想。
正是这种文化思想的制约，在王朝衰落之现实与朝贡心态失衡时，自然出现了“海禁”
类的闭关政策。
而明穆宗隆庆开海外贸易，民间交往的大幅增加，实质上已宣告旧朝贡体系的终结。
然在“天朝至尊”
思想支配下的“朝贡”
礼仪，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还因行跪拜礼与否引发了一场文化论争。
迨至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流在西方列强的欺压下已失去平衡，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才空前凸显，中西文化的论争也随之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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