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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与传统文化衍化的主干，是围绕农耕与游牧、中国与亚洲、中国（东方）与西方三重文化叠合交融并展开的。
中国文化按照地域分类，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和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三类。
然而游耕文化传播不广，且对中原农业文化影响甚微，所以仅游牧与定居农耕两类是域中文化的主干。
从民族意义划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甚广，但论其主干，又与北方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关系最为突出。
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到:“中国所吸合之民族甚多。
顾其与汉族有关系最早、且最密者，厥惟匈奴。
……此族于汉族交涉，见于史传最早者，则《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是也。
又尧都晋阳，而《墨子》称其‘北教八狄’，则《禹贡》冀州之域，自隆古即与此族杂居。
……春秋以后，史籍之传者较富，此族之事，可考者亦多。
其见于《春秋》者，或称戎，或称狄，盖就其所居之方位名之，无关于种族也。”
图6-1-2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壁画（局部）
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往甚早。
西周从懿王开始，西北方面的外患日益严重，与戎狄之间时有战事发生。
《汉书·匈奴传》载:“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
至幽王时外患益深，而平王东迁洛邑，实质上也是为了躲避犬戎的威胁。
春秋时期，东周王室的衰微使得“尊王攘夷”
被提上议事日程。
面对以中原为中心，北戎、北狄于北，大戎、小戎、犬戎、骊戎、姜戎、茅戎于西，以及白狄、赤狄包围的局面，齐、晋、秦等诸侯霸主纷纷以“攘夷”
相号召，向戎、狄展开攻势。
其中，齐桓公伐戎救燕，晋献公胜骊戎、北狄，秦穆公攻戎地“益国二十，开地千里”
，有效抵抗了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略，造成了规模巨大的民族迁徙，各族在文化、习俗等冲突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
秦朝实施的灭三族、人殉等残酷法律无疑是受到了西戎的影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则反映出中原人士对游牧民族骑射技艺与灵便服饰的接受;另外，秦地女乐传入戎地、羌人从秦地学习到农业知识，又是中原农耕文明从不同侧面促进周边草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表现。
秦汉时代，匈奴在北方逐渐强大，击败了东胡、月氏、楼兰、乌孙等政权，占据了西域的广大地区，切断了中原内陆与西域各民族及更远各国的联系。
虽秦时派蒙恬北击匈奴，迫使其北却七百里，但从汉高祖被围平城白登山直至武帝时期，西汉由于国力有限，一直都无法真正击败匈奴。
除与其保持着或“和亲”
或战争的局面外，匈奴在另一方面也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北民族贸易的中介。
武帝时，国力增强，从元光三年（公元前132）起，开始了与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西汉先后夺回了河套、河西及漠南地区。
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
。
特别是武帝即位第六年，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
（《史记·大宛列传》），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
十九年后他再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东来的“商胡贩客”
，“日款于塞下”
（《史记·西域传》）。
但是西汉末年，匈奴再度崛起，阻断了丝绸之路。
明帝时，由于班超的努力，折服了鄯善王及西域各国，后又联合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共击匈奴，最终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终其两汉，虽通西域的努力多有波折，但通过张骞和班超等使臣的苦心经营，中原文明与游牧民族乃至更远的西域各国，不断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着各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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