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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佛教雕塑在形式手法、风格神韵和神性主体诸方面均形象地反映了印度佛教在中国逐渐本土化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表现佛教内容为题材的雕塑作品大量出现，敦煌、云冈、龙门和麦积山四大石窟中有许多这个时期的造像。
这个时期人物形象的主流仍然是体态修长、面貌清瘦、直鼻大眼、耳轮长垂的印度佛像模样。
如北魏时期的造像还多模仿印度的“犍陀罗样式”
，注重浓丽特色和朴实的装饰美，同时由于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动**，人们饱尝苦难，因而往往在雕塑中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从而使塑像充满宁静、飘逸、洒脱的智慧和神态，表现出脱俗的情趣。
但中国的佛教雕塑在注重模仿的同时很快就融入“秀骨清像”
的神韵和“曹衣出水”
的风格特征，逐渐形成清峻空阔的特定样式，进而演化为唐代的丰腴饱满、雍容端庄的风格样式，从体态、衣着到造型基本上完全中国化了。
以洛阳龙门石窟唐代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为代表。
大佛雄伟睿智，安然慈祥，其神韵集中了儒家“温柔敦厚”
和道家“宁静致远”
的审美情趣，佛像的线条圆柔自若，婉转流畅，完成了由南北朝刚劲平直的刀法向圆刀的过渡。
而中晚唐盛行起来的禅宗，到五代、两宋时期已是独占鳌头，因此五代、两宋以来的佛教雕塑也就基本成了禅宗雕塑，如在宋代大足石刻造像中，水月观音、净土观音、净瓶观音等各种化身的观音和罗汉开始成为主要角色，同时世俗题材也大量进入雕塑之中，这样一来以往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宗教偶像至此就成为满足俗众还原祈福、解颐救难之需要的现世恩主了，以往宗教世界的严格秩序和神秘威武的气势也因而变得亲切和世俗化了。
此时的雕塑手法更趋写实，尽力模拟真人神态，宋代以后甚至还出现了以圆寂僧人的肉身为胎而绘塑的佛像。
至于明清两代的寺庙造像，不仅彩绘繁缛，甚至以真人毛发为塑像之须眉，于是偶像的崇高感**然殆尽。
宗教雕塑和陵墓雕塑在经历了大唐的辉煌以后开始走向衰落，或者日益世俗化。
宋元时代，中国的雕塑艺术从恢宏转为细腻，在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心理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注重从人物的言行举止来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主要从面部、眼神、姿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来刻画人物的风采和神情。
如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的山东济南灵岩寺千佛殿的四十尊罗汉彩塑，各罗汉或深沉、或激越、或恬静、或活泼、或喜、或怒、或哀、或乐，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我国传统的牙雕工艺在宋代更是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创造出了刻制象牙套技的绝技，所谓刻制象牙套技是指从整块象牙中雕出层层迭合而每层均可自由转动的镂花套球，其作品玲珑剔透而又圆转活脱。
另外，宋代玉雕制作中的“巧色”
运用成就也很突出，所谓“巧色”
，就是根据玉材的不同色泽、纹理和形状，雕琢出各种自然景象。
明清时期的雕塑艺术作品进一步世俗化，而雕刻工艺日趋精致，其中竹雕独秀于雕塑艺苑，并以嘉定和金陵两地最为有名，形成了嘉定派和金陵派。
其中，嘉定派的风格以深刻及透雕见长，而金陵派的风格则是用刀较浅，刀法简洁。
传统的玉雕工艺在明清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明清玉雕工艺以佩带和陈设用的工艺美术品为主，主要产地在北京、扬州、苏州等地。
此外，明清之际的牙雕也颇为有名，如清代的象牙珠已能刻制十余层。
清代的彩塑著名者有天津“泥人张”
和无锡锡山泥人，清代彩塑可以说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民间艺术。
总而言之，在宋元明清大放异彩的是工艺雕塑，文人案头的清赏小品如瓷塑观音、达摩像、根雕罗汉、寿星像、竹笔筒、石砚盒等，文房用品上的精美雕刻，门窗户牖等建筑上的装饰雕饰，江南的砖雕、木雕，北方的琉璃釉雕等，都能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从而引领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又一潮流。
三、书法与绘画
与建筑、雕塑相比，书画因为风流雅士的把玩和琢磨，自古以来流派众多，精彩纷呈，而且创作和理论双峰并峙，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可谓是我国传统艺苑中一对引人注目的并蒂莲。
如果说建筑和雕塑相对有着较多的民间色彩的话，那么书画显然是精英的艺术。
书画之中，书法堪称是一种具有抽象美的线条艺术，因而从来就是文人士大夫怡情养性、消磨时光不可或缺的选择。
苏东坡曾经说过:“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欧阳修也说:“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当其挥翰若飞，手不能止，虽惊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顾也;古人流爱，信有之矣;字未至于工，尚已如此，使其乐之不厌，未有不至于工者;使其遂至于工，可以乐而不厌，不必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
不管是欧阳修的“自适”
，还是苏东坡的“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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