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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佛的关键在于社会的伦理方面。
张载说，佛教胡乱揣摩天性，不知道范围大用，反而以人身具体的六根去迎合天地，当发现不能穷尽天地的奥妙时，就诬赖天、地、日、月都是虚幻的事物。
将广大的宇宙容纳在渺小的一身之中，将主观的意志弥漫在无垠的虚空之内，不论是说大说小，都很偏颇。
有时狂妄自大，视天地六合为草芥;有时又无限自卑，仿佛活在庄生晓梦般的虚幻尘世里。
他们可是在穷理?不知道穷理又怎能说他们尽性了呢?儒者穷理，所以率性可以称之为道，佛教不知道穷理而自诩说把握了佛性，这种理论不攻自破。
张载反复强调“穷理”
的问题，实质在于批评佛教论“性”
而不知道“用”
，不能接触到义理的精微之处。
本于孝悌的行动，通于礼乐的功用，这是儒家倡导的儒学与佛教的根本区别。
但排佛是一方面，在实际中，宋代的理学家们又不同程度受到佛教的影响。
周敦颐曾写诗嘲笑韩愈既辟佛又和大颠和尚交往，诗写道:“退之（韩愈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作者以这首诗明确了他与佛教划清界限的姿态。
然而他的态度并不像诗中写得那么坚决，入仕前，他曾经向鹤林寺的寿涯和尚学过佛;入仕后，又跟在黄龙山慧南与祖心禅师后面参过禅。
另外还和其他禅师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他不仅在《爱莲说》中取佛教中的比喻塑造了“出淤泥而不染”
的“莲花”
意象，而且在思想上还吸纳了佛教的性理学说，每当他看到学者能静坐，就大加赞赏;在落实“无极而太极”
的“立诚”
说中，明显晃动着佛教心性论和修行方法的身影，这些都为继后的理学家开启了借鉴佛教的门径。
程颢、程颐兄弟很早就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们在周敦颐门下学道毫无收获，在佛老思想中沉潜了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对《六经》有所体悟。
程氏兄弟十五六岁就开始研读佛经，此后又和当代高僧交往，探究佛法。
二程强调天理人欲的对立，主张天理的绝对权威，并试图通过“思”
、“敬”
等内心修养的功夫消灭人欲，恢复天理，从这些思想明显能看到佛教“不动心”
等心性论对其的影响。
朱熹攻击佛教背弃了人间的伦理纲常，只见得一个空虚寂灭。
但对佛教激烈的排斥并不妨碍他从中吸收有利于自身理论创建的因素。
朱熹借助华严宗“四法界”
的思想，提出“理一分殊”
的理论构架，即天理是宇宙间唯一的本体，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天理的具体表现。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抽象道理，朱熹借用了佛教“月映万川”
的比喻:“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在修习的方法上，他的格物致知以至豁然贯通再至心之大体无不明的过程，纯粹是禅宗北宗渐修顿悟论的复制。
甚至有时朱熹还感叹儒家的“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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