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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有董仲舒、京房、何休等。
而古文学家更多用力于章句训诂，崇奉周公，把孔子视为一个传解周公之道的“先师”
，不像今文学家那样神圣化孔子。
五经中以《周礼》为主，反对纬书和微言大义。
代表性人物主要是刘歆等。
古文、今文经学的争论，自西汉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于整个东汉时期，古文经在刘歆等人的努力下，先后有多种列为学官。
但到了东汉后期，经学的汉学阶段表现出一种新的学术特色，即经学今、古文相混淆，郑玄、许慎等是代表。
郑玄是东汉后期十分有名的经学大师，学问很大，以至身边的下人都受他熏陶而颇有文采。
有一个故事说，郑玄的婢女因为惹怒他而被惩罚站在泥地中，旁边路过的另外一个婢女，引了《诗经》里面的话说:“胡为乎泥中?”
婢女应口以《诗经》中的话答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郑玄之治经学，兼采今、古文字，兼授今、古文义，他曾遍注群经，代表作是《仪礼注》和《毛诗笺》。
在《仪礼注》中，郑玄常常是或用今文之字，而注出古文之字;或用古义，而补足今文之义;或者同时兼用古今文。
郑玄的《毛诗笺》以属于古文的《毛传》为主，但也时时援用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
例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古文《毛传》中的注解是:“玄鸟，鳦也。
春分，玄鸟降。
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与之祈于郊媒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
意思是说，简狄在春分季节，燕子飞回之时，与帝高辛氏到郊外祈祷，因而生契，燕子在这里是吉祥的象征。
而郑笺却紧接着注解说:“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而生契。”
显然，郑笺此训未从毛传之古文说，把燕子解释为商族的图腾，而采用极可能是三家诗的今文说法，所以其解说中带有一些今文学派的神异色彩。
郑玄以一种比较公正的态度对待今、古文经学，尽量地采纳两方的合理性意见，加以融通，这种做法很被当时的儒生和经师所赞赏，今、古文的融合也就此成为学术大势，其争论也就告一段落。
图4-6-2郑玄像
魏晋时儒学退位，玄学形成。
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和老庄互释，以解说玄学命题，王弼、何晏为其代表，学术史上称之为正始之音。
这时，纯粹的经学研究很少，王肃是当时的代表性经学家。
王肃的解经像郑玄一样，也是兼采、混合今古文。
但王肃似乎是出于某种学术成见，经常是:在郑玄采用古文解处，王肃采用今文解;反之，郑玄援引今文义时，王肃则取古文义。
在混合经学今、古文中，除郑玄建立的“郑学”
之外，王肃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学”
。
至南北朝，经学亦分为南学和北学。
南学、北学在学术上有各自的特色:大体上说，北学继承了两汉经学传统，其特点是以明经为学术中心，多保留汉学名物训诂的朴实学风;而南学多受玄学、佛学的影响，其特色是重视义疏之学，重在发挥儒家经典的义理，是汉学中微言大义的传统。
所以，《北史·儒林传序》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的说法。
图4-6-3《韩诗外传》书影
唐代是经学汉学阶段的最后时期，其特色是经学中的今、古文对立以及南、北学对立，都渐趋消失，经学解说走向统一，这在《五经正义》中有重要的体现。
《五经正义》是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下令，为士人科考而准备的统一教材，由孔颖达等人编辑而成，它代表了唐代经学的最高成就。
《五经正义》的经注，将今文与古文、南学与北学的传注与义疏熔为一炉，同时，在采纳前人材料时，多能客观、公允地评断古、今文经说歧异之处，展示了一种兼收并蓄、理性客观的学术立场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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