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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殷商时期的巫史文化与西周以来的史官文化，在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前者重鬼神，其术偏重于原始宗教;后者重礼事，其意偏重于人文学术。
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学术的形成，当在逐渐理性化的西周史官制度建立之时。
关于史官的产生，梁启超有这样的论述:“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
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智识之中枢。
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之阶级。”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梁启超所说的因为人类有恋旧的通性而有意识记史，确实是史官产生的原因之一。
不过，史官的产生，也与巫术有联系。
《礼记·礼器》记载，祭祀时有“升中于天”
的仪式。
“中”
，就是指官署簿书，“升中于天”
，就是将记载大事的册子烧给神明看。
可见，记“史”
是行巫的辅助手段。
梁氏所说史官兼学术与政事于一身，比较可信。
从上古时期开始，巫、史不分，史官既掌握全社会的文化，又担任氏族或国家的官员。
王国维《释史》言:“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殷商时期巫史地位之尊，在商王之下，百官之上。
至西周时期，巫、史职守开始分离，史官“掌官书以赞治”
，同样是政府官员之一，而且地位同样尊贵，《礼记·礼运》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史官地位之尊可见一斑。
金毓黻先生根据现有的文献统计，自黄帝时期史官仓颉以下，秦汉以前，可考史官计76人（西周至战国计64人），都是类似国策顾问的上层阶级。
而现存的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王室自建立至春秋时期，史职设置系统严密，不同的史官职掌各不相同。
不过，他们的名称、职掌，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
如成、康以前，有太史、中史、内史、乍册、史等官名;此后则有太史、内史、内史尹、史、乍册、乍册内史、乍册尹、乍命内史、命尹、尹氏等官名。
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史官似乎仅存太史和内史之名。
从整个西周史官建置而言，太史和内史是周王室最重要的史官，他们的职掌代表了当时史官的基本分工。
图4-1-1仓颉像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文献中还有左、右史之名，不过记其职掌又相互抵牾。
如《礼记·玉藻》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汉书·艺文志》又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对此，清代学者黄以周作过考辨，指出“内史、太史，左右手也。
谓内史居左，太史居右。”
就是说，左史即是内史，右史便是太史。
而具体分工，则是内史记言，太史书事。
这二史都是设在国王身边的官吏。
内史的主要职掌是受王命而作册书、宣王命。
太史则主要协助周王处理政务，记录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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