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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西洋有西洋的文化。
怎样对西洋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最重要的就是观点，观点确定以后，精神上的思潮，物质上的制度，就可以按图索骥，所以人生观与文化的联系是非常大的。
张君劢的论断是根据他对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种区分，即科学是“客观的”
、“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
、“可以分析方法下手”
、“为因果律所支配”
、“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
与人生观是“主观的”
、“起于直觉”
、“为综合的”
、“为自由意志的”
、“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的不同，所以他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此问题的解决要依靠人类自身，这种思想显然是针对当时科技文化现状的一种反思。
与之对立，丁文江在他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一文中对张氏有关人生观与科学的五大不同进行辩驳，在逐条阐发一切知识“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
的基础上，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性做出了新的辩护。
他认为张君劢对科学的最大误解就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破的，公例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就是定论。
其实世界上的真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只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
科学上所谓的公例，是说明我们所观察事实的方法，若是不适用于新发现的事实，随时可以变更。
这是科学同玄学根本不同的地方。
玄学家人人都要组织一个牢固不破的“规律”
（System），人人都要把自己的规律当作定论。
科学的精神绝对与这种规律迷的心理相反。
因此，丁氏认为除去科学方法，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人生等问题。
很显然，丁文江是用历史发展的观念对待科学文化，其中包含了科学思想与方法的可变更性和可预知性。
这场论争虽然经过梁启超的《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
》的调和，胡适的《孙行者与张君劢》、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对科学人生观的再度推演与阐发而告终，但是其争论的发端与结果的文化转型意义，尚有几处值得思考的地方:一是无论是科学观还是玄学观的提出，都属于20世纪科学文化兴盛期的产物，张君劢只反对以科学解释人生，而不反对科学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是科学与玄学的思潮都源于所谓西学的欧洲，即欧战后欧洲文化的失败引发出对科学文化万能的怀疑，引出了梁启超的《欧洲心影录》与张君劢的观点;而丁文江等提倡用科学方法解决人生观问题，更是新学思潮的主流。
三是这场论争最终以科学方法解决人生问题的论点占了上风，这也说明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科学文化的强力作用。
四是这场论争虽然只限于新学范畴，是对西方科学文化引入过程中处理社会人生等问题发生的分歧，但玄学派在接受欧战教训后对中国旧有道德文化和生命哲学（如心性学）的追寻，其中包括中国文化本体论者梁漱溟对玄学派的支持，又一次提起了历时已久的中西文化之争。
五是超越这场论争的时代氛围，科学主义与人文意志的差异仍然值得思考。
换句话说，科学派的丁文江说，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是科学，玄学派就不愿意学，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是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学，玄学派却可以欣然接受，指出了玄学派的矛盾。
而玄学派的张君劢加以反驳，认为人生应该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不应该受到机械律的支配。
林宰平也指出，好些人自以为解决了物与心的问题，而事实上始终没有解决。
这些反驳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相对的合理性。
正因如此，在这场论争的后期，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者陈独秀、瞿秋白也主动参与解决这种矛盾，如陈独秀认为科学派只说明了科学的人生观自身的美满，但是却没有说明科学对一切人生观的权威。
瞿秋白也进一步指出，科学的因果规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改变人生观。
这两个人的观点不仅是试图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的具体方法，同样也预示了对科学文化理解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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