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三）近代自然科学的确立，也意味着旧文化的裂变。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拥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是它的理念总是局限于国家事务之内，作为政教的附庸而存在;而近代科技是指从西方传入的声、光、化、电、医、算等自然科学门类，所以这一裂变的意义就在于各个学科在文化意义上的完全独立。
当然，自然科学理念的独立是由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支撑的。
比如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还有他同西方学者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等，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等，标志着我国近代数学的建立;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原名为《天文学纲要》）、徐建寅出版《谈天》的增订本、竺可桢于20世纪初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天文学的系列论文，标志着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建立;李善兰、张福僖与艾约瑟合译的《重学》与《光论》、徐建寅与傅兰雅合译的《声学》、范熙庸翻译的《无线电报》、王季烈与日本人藤田丰八合译的《物理学》等，代表西方物理学传入中国的早期勋绩，20世纪初中国物理学家，如胡刚复、颜任光等的成果，标志了“我国物理学界之垦荒与布种时期”
的成就和这一学科的建立;徐寿翻译的《化学鉴原》等十二部典籍、任鸿隽在《科学》第一卷上发表《化学元素命名说》论文、丁绪贤于1917年成立“理化学会”
并刊行《理化杂志》等，标志着我国近代化学的建立;华蘅芳翻译、介绍《系统矿物学》（改名为《金石识别》）、《地质学原理》，张相文编著《地文学》《最新地质学教科书》等，标志了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建立;李善兰与韦廉臣合译《植物学》、傅兰雅编译《植物图说》、20世纪初国内各大学纷纷设立生物学系，标志着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建立;合信编译《全体新论》《西医论略》等，近代诸如《西医新报》等期刊的编辑，丁福保编著《丁氏医学丛书》，并创办《中西医学报》，标志着我国近代西医学的建立。
除此之外，像西方伦理学、逻辑学的引进和研究，以及船舶制造技术与铁路修筑技术等应用技术的普及，都显示和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成就与新变。
正是这些成就与新变，决定了现代学科专业理念的确立。
当它们反映到文化学领域，同样显示了由旧儒的“格物致知”
的伦理型文化模式向重视“实测”
、“验证”
的科学文化模式的转变。
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曾认为，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
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的。
他的这一思想在我国近代自然科学确立时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四）宗教思想的裂变。
考察中国宗教文化的现代进程，最明显的就是宗教与实学的结合。
如果要考察新、旧教义的不同之处，又比较突出的反应于佛教与基督教两方面。
佛教一般以清静为本，历代高僧多居住在名山古刹之中修身悟禅，以达到一种自性的解脱与心灵的明彻。
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动**，实学高扬，明末的“四大高僧”
（云溪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已经开始倡导致用精神。
等到了晚清的末世，佛教的改革更是把“致用入世”
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并成为改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认为，晚清的思想家、新学家都与佛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联系。
民国前后，全国性佛教组织机构、教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如竺云于1903年创办湖南僧学堂，杨文会于1907年在金陵创办祇洹精舍、1910年开办佛学研究会，欧阳渐于1922年创办支那内学院，太虚创办武昌佛学院等。
中华佛教总会也于1912年在上海成立，而且在第二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时，释太虚、大椿、圆瑛等一批高僧出席，并由太虚主编了《佛学月刊》。
就佛学研究形式而言，除僧侣佛学外，当时还有以杨文会、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佛学”
和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应用佛学”
。
虽然佛学研究的派别众多，但是各家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在佛学变革思想的几点重要精神上是一致的。
一是理性精神，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指出，欧洲近世文明，发源于两端。
第一是希腊思想复活，引发了文艺复兴;第二是原始基督教复活，带动了宗教改革。
中国也应该遵循这两条道路进行开拓，一方面在情感上去追求新文学、新美术;另一方面在理性上去创立新佛教。
这种将理性归于新佛教的思想，既是当时思潮的反映，也是旧宗教传统的裂变。
二是平等精神，谭嗣同十分重视佛教“众生平等”
的主张，他在《仁学》中以佛学教义作为反对专制思想的利器，观点十分明确。
而胡适从另一视角出发，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倡导“为全种万世而生活”
的宗教是“最高的宗教”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