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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审己知人:文化的变革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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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传统文化正经历着一个空前的大裂变，并由此开启了文化的现代进程。
对此，马克思认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也将这一时期的中国比喻成“蚕变蛾、蛇脱壳”
的时代。
正是这种极艰难、极痛苦的裂变，引发了文化学人的深沉反思，所以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把“审己知人”
确立为近代处于文化变革时期的正确心态，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回顾中国文化近百年的现代进程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一、文化变革与文化转型
由于政治上的长期羸弱和军事上的不断挫败，中国文化发展到近代几乎滑落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而西方文化却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了空前高速的发展，面对着急速拉大的差距，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制度作全面地反省。
在他们将自己的反思付诸实践时，表现出了多层次的文化裂变。
下面就从教育、学术、科技和宗教四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教育制度的裂变。
图6-4-1严复像
近代学者常常把“八股取士”
看作是明、清以来积弱积贫的原因，这种思想虽然有偏颇之处，但是它把教育制度和救亡图存联系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说，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论改良政治，指斥八股举业;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指出中国衰弱的原因是科举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严复《救亡决论》也认为八股取士有“锢智慧”
、“坏心术”
、“滋游手”
的三大害处，所以造成家国疲弊，应该尽快铲除。
因此，晚清改良派各家在谈到近代教育的现代进程时，其争论的焦点往往突出表现在制度上。
考察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一条线索是由旧书院到新学堂的创建;另一条线索是由科举取士到实用人才的培养。
自从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不仅使他本人被称为“中国创办西学的第一人”
，而且也为后来教会教育在中国的兴盛开启了先声。
到鸦片战争后，教会学堂的大量出现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改变。
清政府于1862年创立京师同文馆，这是第一所官办新学堂。
另外，这一时期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的相继开设，也是中西文化对话在教育制度上的反映。
而在19世纪末维新派倡导新学，在中国创办了时务学堂、算艺学堂、时敏学堂、明达学堂、广仁学堂、中西学堂、通艺学堂等十九所新学堂，更是在一时之间使新的教学方式形成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而且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中也包含大量谈论新教育的文章，如《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等，显然是对当时教育制度变革实践在理论上的提升。
由于新学堂与新学制的设置，必然引起对旧的科举取士以“读经习礼”
为主的教育模式进行变革，所以清政府于1901年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到了1905年终于下令停止科举，广开学校，从此结束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广开学校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培养实用型人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全学纲领》的第一节就明确表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目的就是振兴实业，造就通才，这也就是早期新大学的教育纲领。
由于要培养实用通才，所以不仅在学校、学制中出现了新的学科划分，而且还出现了诸如外语学校、军事学校、技术学校和女子学校等专门教育。
如果从现代文化进程方面来考察，教育变革中女子教育的出现与科技教育的形成，是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因为前者打破了旧式文化教育中男性独尊的传统，后者使算学、物理、化学、生物、测量等科技知识成为新的大学教育的主干课程，这两者为20世纪的民权思想和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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