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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首诗无论是汉儒旧注的所谓“后妃之德”
，还是近代还原为优美的抒情诗，其中对人的原始欲望所作的人文提升，应是一致的;刺之者如《鄘风·墙有茨》的“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所可道者，言之丑也”
，《毛诗序》以为刺卫公子顽上烝庶母宣姜事，而烝、报乃是婚姻旧俗，故在上古并无“**”
之刺，只是周代人文兴起，归俗礼制，才有了“夫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的礼法要求。
如此一美一刺，作为个案所体现的普遍意义，无疑浇铸了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人伦德性。
致用最后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现实精神。
关于《诗》之“用”
，首先要考察的是献诗与采诗之说，献诗如《国语·周语上》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左传》襄公十四年的“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
等，都把《诗》作为当代政教之用;采诗如《汉书·艺文志》的“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的“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本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等，这对于了解汉儒解诗致用的思想，是有探源意义的。
其次是与献诗说相关的“诗教”
观，所谓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指的是周制《诗》具有普遍的教育功用。
再次是外交酬酢与宾朋往来的“赋诗言志”
，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赴鲁聘问，观周乐于鲁，即是以政俗兴衰的眼光来批评《诗》的，而襄公二十七年载，赵孟请郑国七位卿大夫赋诗言志，以及《国语·晋语》的“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赋《黍苗》”
等，或颂成篇，或赋断章，都是言志致用的例证。
此外，《诗》的致用观念更普遍地表现于假《诗》议政之风和“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如大夫议政有“忧心如酲，谁秉国成。
不自为政，卒老百姓”
，庶人议政有“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等，这些可以说是中国诗人现实批判精神的源头。
中国文学向来重视现实人生，尤其是将作家自己的真实人生体验写入作品，这一点与《诗》的功用潜符默契，显示了与西方文学不甚相同的文化特色。
图5-4-2明代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
与《诗》三百篇主要表现中原北地的文化不同，楚骚的特色首先在于其具有南方荆楚文化色彩，而其直观性的抒泄方式与虚构性的神幻描写，同样显示出了与《诗》相异的艺术风格。
宋人黄伯恩《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故可谓之‘楚辞’。”
近人梁启超从“文学地理”
随“政治地理”
转移的角度考虑，不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述了南北学术品格的差异，而且还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南北文风作出了这样的辨析:“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
他认为南方文学传统定尊于楚骚之意甚明，而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则由小学辨音声，再导入文化地理以论文学，议论更为周密。
从地理文学看楚骚抒情之体，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但也不尽于此，至少尚有两点值得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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