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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诗骚传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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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形象地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心境与历程，其发端于远古时期，所谓“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至于其发展虽有古今之辨，但具有同等文化的普遍性与传统性，所谓“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湿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气脉”
。
钱穆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西方文学之演进如放花炮，中国文学之演进如滚雪球。
西方文学之力量，在能散播，而中国文学之力量，在能控搏。”
如果要追溯中国文学这一“雪球”
及控搏力量的形成，那么，章学诚的“廊庙园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
的观点，无疑是一种颇为形象的回答。
而且，从诗骚传统这一视角关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助于阐明其与文化思想的融贯与互彰。
一、精神偕同与情感异流
近代学者牟宗三在《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过:“我现在之看文化，是生命与生命的照面，此之谓生命之通透:古今生命贯通而不隔。
……此生命流之一草一木，一枝一叶，具体地说，一首诗，一篇文，一部小说，圣贤豪杰的言行，日常生活所遵守的方式等，都可以引发我了解古人文化生命之表现的方式。”
其中的“生命流”
即是文化传统，以其来认识作为文学艺术的诗骚传统，自然更能通过情感的抒发而感受到贯通不隔的生命意识。
当然，文学昭显于时，在声音与文字，而传播于后，文学依赖于文字，尤其是中国文字，就使其更是多了一分美学的华彩。
近代文学史家刘麟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中首列“文字与文学”
，引述了郑樵《通志》所说的“梵有无穷之音，而华有无穷之宇。
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通变，而音无锱铢”
的观点，得出“中国的文字，是先从视角上感人;西方的文字，先从听觉上感人”
的结论。
考察中国文字的象形、象事与象意，可谓孳乳进化，以致钱穆也感叹“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允贴，即足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
。
由此可见，文字也好，文学也罢，二者反映的都是文化的意味，至于诗骚传统所引领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演进，亦当作如是观。
图5-4-1孙过庭《书谱》（局部）
《诗经》与《楚辞》之所以被后世视为文学的源头而加以尊奉，与其出现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文演进的产物。
诗骚之前，文学作为艺术的萌芽，尚处在巫乐、巫舞的襁褓之中，人性屈从于神性，在原始宗教“神人以和”
的朦胧间表现自然的和谐。
到了《诗经》时代，一切神性物都已人间化，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的以鹿比喻嘉宾、“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
的以凤凰比喻圣人等，都显示了这种人文的演进。
可以说，正是由于《诗经》中神祇的人情化、人性化，《离骚》中的神祇进一步展示其纯美的人格世界，才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发轫期的核心意义，以及其衣被后世的控搏之力。
先秦时代，出于广义的文学观，学者往往把《诗》三百首当作“人文”
意志的形象化创造，如《虞书》的“诗言志”
、孔子的“思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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