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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一幅宏伟的帛画展示了天堂、人间、地狱琳琅满目的丰富物象，生动形象地构成了现实世界与神仙世界的合一的整体，这类在汉壁画、帛画以及砖、石画上反复出现的景象，与汉代整饬的礼教社会和囊括四方的帝国神的建立是紧密关联的。
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汉代建筑艺术上。
汉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宫殿建设，其审美特色既有源于楚宫的怪谲、生动与浪漫，又有源于秦宫的古朴、雄伟与壮丽，从而表现了帝国文化的崇高与秩序。
班固的《两都赋》全方位地描述了西汉宫室的情形，其写整体风貌如“其宫室也，体象乎大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
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
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
列棼燎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采，光焰朗以景彰”
，体则天地，气势恢宏，其写各殿室之风采，不仅各臻其妙，其中内含的文化精神，更是体现了汉代的礼教色彩，如有关“昭阳殿”
的“昭阳特盛，隆乎孝成”
之下的一段笔墨，从昭阳殿外观装饰到内部宫室的全面描写，既表现了赋家应和时代的心胸，也反映了宫殿建筑自身所蕴含的丰富思想。
与汉代不同的是，魏晋以后世家大族的贵游风气以及文人寄情山水的情趣日益高涨，园林艺术从而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学的一大成就，发展至明清，意趣尤盛。
园林艺术的宗旨在于仿效自然，在自然中吟咏人生，以得到心灵的休憩，如清人钱大昕在《网师园记》所写的“地只数亩，而有纡回不尽之致”
、计成在《园冶》所写的“山容蔼蔼，行云故落凭栏;水面粼粼，爽气觉来欹枕。
南轩寄傲，北牖虚阴，半窗碧隐蕉桐，环堵翠延萝薛”
。
汉代宫殿与园林建筑虽然同样表现的是一种自然与人生的和谐之道，但二者的体道方式和人文情趣是迥然有别的。
近人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将中国古代绘画分为四个阶段，认为从魏晋至明清，以唐为分界线，分别为“宗教化时期”
与“文学化时期”
。
魏晋以后，艺术反映宗教如佛教画像与雕塑等，这一点既与东汉末年社会动**、人民生活苦难找不到出路以致宗教兴起有关。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某些画家如顾恺之在进行包括宗教画像的人物画创作时，其提倡的由形似到神似的艺术主张又与这一时代对人物美与山水美的发现是密不可分的。
《世说新语》的《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诸篇之中，记录了大量的晋人对人格、个性之美的品藻，如评嵇康的“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评王恭的“濯濯如春月柳”
、评王羲之的“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等，均将外在的风貌与心灵的风神融契无间。
而对于山水美，《世说新语》则有这样的记载，如顾长康赞美会稽山川之美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对山阴依依不舍的“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以及简文帝对华林园的体悟———“会心处不必在远。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等。
这样，魏晋时期就以山水媚道的精神改变了汉人山水比德的模式，从而在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真正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可谓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飞跃。
上承魏晋，唐人于山水、人物之美用心更多，遂有“盛唐气象”
的赞誉。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唐人既有李白诗歌、张旭草书等发展了魏晋艺术放旷不羁的浪漫风采，同样有异于前朝、独具特色的大唐帝国既法式规模、又雄浑壮阔的艺术，如杜甫的诗、吴道子的画、颜真卿的字以及韩愈的文等。
因此，苏轼在《东坡题跋·书吴道子画后》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中唐以降，文艺又有了较大的变化，所谓“元和以后，诗道浸晚”
，宋代承其变而对理趣的追求，也标示了艺术随时俱进的审美特征。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演习部》中推论“传奇”
时说:“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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