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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汉学家大加推崇，以为“千载一时”
，而凡是被他认为是学术不纯的，都予以排斥。
例如顾炎武、黄宗羲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们为扭转明末空疏颓败的学风，开启清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江藩却认为他们不是专主汉学而将之排斥在外。
江藩还认为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国朝汉学师承记》）。
这些观点引起一些主义理之学者的不满，受学姚鼐、尊宋学义理的方东树即撰《汉学商兑》以与江藩之作相抗衡。
他指斥江藩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
，一一反驳江氏的观点。
出于经世观，方氏认为“通经以致用也，以讲而不反之身心，何用讲，更何用经也”
（《汉学商兑》卷上）。
《汉学商兑》通篇皆为程朱理学“心体而躬践”
辩护。
同样，他出于致用思想，对当朝汉学利弊的也予以分析，认为“国朝考据之学，超越前古”
，然因“变本加厉，弊亦生焉”
（《复罗月川太守书》）。
他所谓的“弊”
，指的是那种脱离现实，皓首穷经，由眩博而至于空疏的治经学风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
尽管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出于宋明理学观批评乾嘉新汉学，多有偏见，但对于汉、宋各自的成就所作的较为形象的说明，还是有意义的。
比如他说:
经者，良苗也。
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畲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
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
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
这是以通经致用的实践标准来衡量汉、宋治经的特色和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比较中肯的。
江、方二人的门户之争，一方面互相攻讦，批驳对方学术的弊端，另一方面反映出汉、宋学术各自的优点与缺点，为后来的汉宋兼容会通开启新思路。
在《国史·儒林传》中，黄宗羲即指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汉学、宋学是两种治经的途径，二者各有利弊，但是又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主政，同时也是学界领袖。
他传承姚鼐之学，重义理、考据，并强调经济，在对汉、宋学术之争的问题上，则主张会通而不偏废。
比如曾国藩在《复夏弢夫书》中，从“礼家”
之学，会通汉宋，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支离”
，所以他极其赞美秦蕙田著的《五礼通考》，做专门学问，又义理会通，因此“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
汉、宋之争，是延承于宋明理学的学术现象。
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危机四伏、动**不安的社会局势使得学风随之发生改变，同时，由于学术自身的发展变化，也促使汉、宋会通成为必然。
汉、宋会通，亦如前朝经今、古文之会通，儒、释、道三教之会通，为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新整合。
同时，源于历史的原因，汉、宋会通作为清学流变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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