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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我国和西域诸国就有使节和商业往来。
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到达阿拉伯，但却从安息（伊朗）人那里获悉了有关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并带入中国。
另外，《史记》中的“条枝”
指的就是阿拉伯、叙利亚一带。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
两汉时期，安息由于地处要冲，无疑成为了中西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等传入西亚各地甚至罗马帝国，葡萄、首苜、芝麻、胡桃、菠菜以及阿拉伯的乳香、珠宝、鸵鸟等也络绎不绝传入中国。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
阿拉伯人以迅猛之势迅速占领了西亚、北非以及西南欧的一些地区，建立起地跨三大洲、规模空前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
同时，618年，唐朝建立，其强盛富庶的国力和兼容并包的气魄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虽然在唐初，活跃于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截断了丝绸之路，但唐军出兵及设立“安息四镇”
又重新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
自此，中西贸易恢复进行。
据史书记载，从唐永徽二年（651）至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间，阿拉伯来唐使节竟多达39次。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的途径，陈垣认为包括“商贾远征”
、“兵力所届”
、“本族繁衍”
与“客族同化”
四类。
但据唐史相关记载，其传播渠道则主要为三类:通商、通使、军事往来。
具体说，即是通过大食商人、朝贡使和兵士等方式传入。
就交通线路而言，主要有海路和陆路两方面。
这两条路线之外，还有两条可能的路线: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路到安南，再由安南从陆路到云南;另一条路线是自大食从海道到天竺，再自天竺从陆路到云南。
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
，来华的商人、使节中不仅包括阿拉伯人，还有波斯和西亚各国人。
他们大多客居长安及沿海通商口岸。
这些客商被称作“蕃客”
，聚居地称为“蕃坊”
或“蕃市”
。
广州、扬州等地的不少蕃客还因此留居中土，并成为当地豪富。
尤其是中唐以后，由于吐蕃势力扩张、阻断西北陆路交通，再加上唐玄宗两次下令禁止互市，因此东、西贸易只能转由海路进行，广州、扬州和泉州因此成为通商大埠，以穆斯林为主的“蕃客”
大量云集于此。
另外，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曾借兵西域，其中一些护送使节的大食国兵勇也因此留在了中国，并与中国妇女通婚，成为首批正式“落户”
中国的穆斯林。
各地的“蕃客”
进入中国后，一方面保持自己的信仰，一方面与当地人通婚，由侨居到定居，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的祖先。
关于唐代伊斯兰教（时称“大食法”
）的情形，《通典》记述最早;而对于其信仰的记录，则以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并久居西域的杜环所撰的《经行记》更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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