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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大要，有魏晋时修注《仪礼》，隋文帝时牛弘、辛彦等广采南北朝仪注以为“五礼”
，唐太宗贞观年间诏命礼乐学士改旧仪、定“五礼”
，高宗显庆年间复诏修礼，史称唐初“贞观”
、“显庆”
二礼。
很显然，修旧礼是为建构新礼服务的。
至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4），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修礼，提出“削去旧文，编以今事”
（《通典·礼一》），集贤殿学士张说复上疏，主张折中旧新礼事，后由起居舍人王仲邱等修撰成新礼一百五十卷，即《大唐开元礼》。
宋代理学昌明，礼受到普遍重视。
官修者如王皞的《礼阁新编》、贾昌朝的《太常新礼》、文彦博的《大享明堂记》、欧阳修等的《太常因革礼》、苏颂的《阁门仪制》、郑居中的《五礼新义》、费士寅的《续礼书》等;私撰者如陈祥道的《礼书》、司马光的《书仪》等，在很大程度上是惩唐末五代礼制风俗凋敝，所谓“天下**然，莫知礼义为何物”
（司马光《上仁宗皇帝论谨习》）。
辽、金、元三代，也有“辽朝杂礼”
之制，金明昌间纂修礼书“杂录”
，元泰定中李好文撰《太常集礼》五十卷，王守诚作《续编集礼》等。
明清两朝，礼书以官修为主，规模宏大，如明初宋濂、刘基修撰《洪武集礼》《洪武礼法》《礼制集要》，明世宗时颁《嘉庆祀典》《郊社通典》等;清代修撰大型礼书如《大清通礼》《皇朝礼典》等，虽然都是承接古礼，但更重现实的治政行教作用。
《礼》经对后世的影响与作用也不仅限于政治操作系统，其对国民文化心理的塑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礼”
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与概括。
追溯中国古代礼制秩序，曾经四个重要阶段:一是西周维新，把氏族社会旧习俗礼法转化为文明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
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
历史背景下，孔子等儒家学者对“礼”
所作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
三是汉代礼学的经学化，尤其是以董仲舒、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学者将“礼仪”
转换为“三纲五常”
这样的大一统帝国礼教。
四是宋明时代前经魏晋迄唐佛（教）、道（教）思想的冲击，礼教面临危机，理学家则试图将“礼”
转换为神圣的、绝对的“天理”
，以维护传统的礼制社会秩序。
而这种礼制传统内涵的中国文化中之民族精神，又呈示出以下几个具体现象:其一，五伦设计:由个人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与宇宙伦理，构成身、家、国、天下一体的伦理系统，表现出“亲亲仁民”
、“民胞物与”
的道德情怀。
其二，整体和谐:即以“礼”
的精神达到五伦和谐，并在家族精神基础上发扬国家主义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伦理政治:即以血缘、伦理、政治的直接同一，使家族亲缘关系上升为一种普遍法则，构成亲尊制度和君民秩序，使古代的伦理思想高度政治化。
图2-5-4《圣迹之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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