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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传说的深刻生态内涵，给神话的生态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西方研究者指出在神话里，一切存在都被当成是有生命的：“或者说那里不存在我们所说的东西，只存在着参与同一生命潮流的那些有灵气的存在物——人类、动物、植物或石头。
……正是通过这种关系，通过与树的共存，通过作为人的生命意象的甘薯，一句话，通过生动形象的神话，人才懂得自己的存在，并认识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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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维谢洛夫斯基也考察过“人——树木——植物”
的迷信传说，一些早期氏族认为自己祖先是树木，有的传说是人变成植物，而维吉尔《埃涅阿斯记》描写人们从波吕多洛斯的墓上折断灌木时，从树枝上流下了鲜血：“沿着这些同一的途径，就可能出现某一树木、植物同人的生命休戚相关的观念。”
他引用了欧洲许多人化为植物的民间传说，有许多与古代中国魏晋以降的连理树故事，非常类似。
他是把人们的敬神心理同生命崇拜连带一起讨论的：
形象性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其他途径上实现的。
个性的分离，对于它的精神本性的意识（与祖先崇拜相联系）应当导致自然界的生命力在想象中分化为某种个别的，类似有生命的，个体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水中，林间，天空气象中活动，表示意愿，发挥影响；于是每一棵树上都出现了各自的树精，他的生命同树联系在一起，他感到疼痛，当树被砍伐时，他便同它一起死去。
在希腊人那里如此；在印度，越南，也有同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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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在两晋南北朝之际，中原也骤然涌现了那么多的树神遭害故事？而且异文多样，传播如此广泛？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
首先，秦汉时期，中原人们已初步认识到树木之于生活的重要，这是危机初露端倪的敏感。
像《史记·货殖列传》揭示出：“（邹鲁）无林泽之饶”
；《盐铁论·通有》称：“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
；《汉书·朱买臣传》写他“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
。
因此，不少人已经注意营造柴林和炭薪林来稳定经济。
桑林和许多果树的种植也得到了重视。
以至《礼记·月令》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木”
；“孟夏之月……毋伐大树”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
。
汉末直到两晋战乱灾荒频仍，而林木种植业生产周期一般较长，年命有限的人们哪能等及？因此论者正确指出，汉末战乱带来的危害十分巨大，“引发林木种植业的萧条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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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伐木毁林的严重问题，也被文学母题敏感关注到了。
华夏古人以对待树态度为代表的生态观念，具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因此，上述文学现象不仅仅是志怪小说繁荣随之而来的一个主题，除了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反思，它还有着佛教敬树和戒杀思想的濡染。
外域树木崇拜触媒和佛经母题传播，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
从自然界生态环境的保护上看，通常认为，水旱灾荒与林木垦殖有着密切关系，这不能不影响到普遍性的民俗心理。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三章，将“林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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