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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教文化的影响与柳崇拜的中国化(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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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秦时传译的《四分律》写佛与诸外道比试神通,异常的生态现象如“种植速长”

成为神通幻术表演的核心内容。

说众国王都要求佛显现神通,佛允诺,在腊月初一至十五日当众显现了神力过人法:“时诸大众皆悉就座。

时有檀越次供日者授佛杨枝。

世尊为受嚼已。

弃着背后。

即成大树,根茎枝叶,扶疏茂盛。

时诸大众见世尊如是神力,皆大欢喜,得未曾有厌离心生。

……”

[9]可见小说名著《西游记》第十五回写观音赠孙行者“将杨柳叶儿,摘下三个,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

’即变作三根救命的毫毛”

,分明是来自于《四分律》等所载佛教神通故事。

南亚植物崇拜东来,也需要在现实中找一个(不止一个)有较强生命力的文化丛作为代表,不论从物质文化的层面——柳的近水易活、适应性强,还是制度观念所体现的折柳送别、柳可神变等等都极为适合外域植物崇拜的宗教投射,以及印度医学文化与中土巫术思维的结合,于是柳崇拜中的疗治疾病、驱邪辟邪功用就不能不日渐突出。

观世音救难解困手中总不离杨柳净瓶,以柳枝滴洒甘露则手到病除,这里的柳崇拜的确是带有异域佛教文化与本土柳的神物崇拜相结合的特色。

柳在中土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被佛教故事和僧人活动的神幻传说,发挥到了神物崇拜的极致,这种起死回生的巫术功能实际上也被重铸到了解救一方民众的柳神身上。

《聊斋志异·汤公》写其病重弥留时出现种种幻象,他诵佛号又拜帝君,说他心诚正但皮囊已腐,非菩萨无能为力,于是他遵照神的指示,魂灵进入华殿中:

见螺髻庄严,金容满月,瓶浸杨柳,翠碧垂烟。

公肃然稽首,拜述帝君言。

菩萨难之,公哀祷不已。

傍有尊者白言:“菩萨施大法力,撮土可以为肉,折柳可以为骨。”

菩萨即如所请,手断柳枝,倾瓶中水,合净土为泥,拍附公体。

使童子携送灵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动,霍然病已。

观音杨柳枝和净瓶之起死回生的效验,显然与《柳秀才》中柳神的神格性质,有着同一佛教来源和共生互动的关系,柳神作为人们善良可亲的保护神,其形象地宣示了柳树——树木乃至植物是人类的朋友,是对付蝗灾等自然灾害的有效力量,当离不开中古传入的佛教给予的定性。

欧洲文化中的柳,以其不是有性繁殖,长期被认为是女性贞操的标志,节制性欲的良剂。

柳枝割而复生,被比作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中世纪后人们认为病人把唾液吐在某些树上,这树可使其康复,柳树即其一也。

在棕榈主日(PalmSunday)人们把柳枝放在家里以驱除邪恶之物,特别是防止雷击。

对于古希腊雅典妇女在繁育节这天把柳枝放在**,一种解释是驱蛇,也有人认为是为吸引这种多产魔怪,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们企图以此帮助人们治疗不育症,等等[10]。

可见,柳作为植物的许多天然特性,也让中国之外的不少民族和地区形成内蕴不同的柳崇拜。

而印度及西域柳崇拜,可能对中土的柳崇拜有愈加增添其神秘性的作用。

求助于自然神来对付蝗灾,的确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为蝗灾是世界性的。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章写蝗虫落在埃及的四境,遮盖地面:“又吃地上的一切菜蔬和冰雹和树上所剩的果子。

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还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唐初道世《法苑珠林·咒术篇第六十八》中收录了《陀罗尼杂经》卷五的咒语“咒谷子种之令无螽蝗灾起陀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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