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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尼尔关于印度这类工程的报道，就远远不像其他一些少见多怪的旅行者的报道那样夸张。
也许在那些国家，比如在法国，大的公路、大的交通工具通常会成为宫廷和首都谈论的话题，备受关注，而其余的则全部都被忽视了。
亚洲各国的情形，说不定也是这样吧。
此外，中国和印度各国君主的收入，几乎都是以土地税或地租为唯一源泉，而税额的大小又随着土地年产物的增多和减少而增多和减少。
所以，君主的利益与收入，与国内土地的耕作状况、土地年产物产值的大小以及年产物价值的大小有必然的直接联系。
但是，为了使土地年产物尽可能地多、产物价值尽可能大，必须为它获得尽可能广大的市场，因而必须在全国所有地区之间建立最自由、最方便和最低廉的交通设施，这只有用最好的公路和最好的通航运河去达到目的。
然而在欧洲，各国君主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依赖于土地税或地租。
固然，欧洲所有大的王国，主要收入的大部分，也许归根结底也要依赖土地生产物，但这依赖不是直接的，而且不像那些亚洲国家那样明显。
因为这样，在欧洲，君主本身并没有如此直接地感到需要去促进增产，去提高土地年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或者需要通过维护好道路和运河为年产物提供一个最广阔的市场。
所以，尽管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我认为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即在亚洲的某些地方，这一部分公共工程得到了行政部门的很多注意，但在目前的状态下，要得到欧洲任何地区行政部门的相当关注是不太可能的。
据说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行政部门维持了良好的公路和运河，但欧洲不是如此。
一项公共工程，如果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维持，而其便利又只限于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区域，那么把它置于国家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国家一般收入维持，总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维持来得更为妥当一些。
如果伦敦街道的照明和道路铺设都是由国库开支，那么它们的照明和铺设能够像现在的这样好吗？花费能这样少吗？这是绝不可能的。
此外，如果费用不是通过对伦敦每条街道每个郊区或地区的居民征收地方税来筹措，那么就会从国家的一般收入中来开支，结果就只能对王国的所有居民征税，而全国居民中的绝大部分却从伦敦街道的照明和铺设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地方性的公共工程，应当由地方收入维持。
地方政府和省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地方收入和整个省收入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弊病，不管看起来有多么大，与管理和使用一个大帝国的收入时产生的弊病相比较，其实都算不了什么。
而且，它们也更容易得到纠正。
在英国，乡村人民每年必须在地方治安推事或者在省治安推事的管理之下，为维护公路提供6天的劳役，这个政策在实行时也许并不是非常公正，但却极少发生残酷的或者压迫性的强制征收的行为。
而在法国，这项劳役归特派监督官管理，实行的时候也并不会比英国更公正，反而经常会发生最残酷和最压迫人的强制征收行为。
这种法国人所谓的强迫劳役构成了专横的主要工具之一，那些行使这个权力的官员就利用这个工具来严惩那些不幸遭到了他们厌恶的教区或者社区。
地方行政的弊病，和普通收入管理上的弊病相比，是很小的。
第一项便利特殊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
上面谈到的公共工程和机构的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一般的商业。
但是为了方便某些特殊的商业部门，还必须建立特殊的机构，他们又需要一笔特殊的和异乎寻常的费用。
有些特殊的商业部门是与野蛮和未开化的民族打交道，他们就要求特殊的保护。
一个普通的商店或存贮室就不能给予在非洲西海岸做生意的商人的货物以可靠的保障。
为了保卫货物免遭野蛮敌人的袭击，在商品存放的地方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建筑防御工事。
由于印度斯坦政府的混乱，据推测甚至在与温和文雅的印度斯坦人民做生意都有这种警戒的必要。
正是在保护其本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暴力袭击的借口下，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被允许在印度斯坦建筑第一批要塞。
在其他一些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的国家，他们不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内拥有任何防御工事，可能就必须设置大使、公使或领事。
他们根据本国的习俗来裁决其本国人之间产生的分歧，在他们与当地人的纠纷中，他可以凭借其外交官身份比任何私人能更有权威性地进行干预和提供有力的保护。
商业的利益常常使得有必要在那些无论从战争或同盟的角度都无须派驻使节的国家派驻使节。
土耳其公司的商业利益首先使英国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了大使馆，英国首任驻俄罗斯大使也是全然起源于商业利益。
欧洲各国人民间的商业利益必然引起的不断纠纷，可能就是在所有邻国和平时长期设立大使、公使的原因。
这个古代没有听说的习惯似乎是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商业最初扩展到欧洲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当他们最初开始对商业发生兴趣的时期形成的。
如和野蛮国家的贸易要求有堡垒，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要求有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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