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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商人前往某一市场时或在某一市场上尽量收购谷物，以备不久在同一市场内再出售，那一定是因为依他判断，这市场不可能全年都有像那时候那么丰足的供给，谷物价格不久必然将上涨。
如果他的判断错误，价格并没有上涨，那他就不仅会失去如此投下的资本的全部利润，而且投下的资本亦将损失一部分。
这样，他自己所受的损害，必比个别民众所可能受的损害大得多。
固然，由于他的囤积，在某一赶集日，个别民众可能得不到供给，但在此后的任何赶集日，他们却能以和其他时期同样低廉的价格得到供给。
反之，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他就不但无害于人民大众，而且将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使他们早些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
如果目前价格的低廉，使他们不顾季节的实际不足情况而大大消费，那后来一定会猛烈地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
当饥荒真的来到的时候，能够为人民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这种痛苦尽可能平均分配到一年的不同月份、不同星期和日。
谷物商人的利益使得他去学习把这件事做得尽可能准确。
同时由于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与他有这种相同的利益，亦没有这种知识，更没有这种能力来准确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件商业上最重要的活动就必须全然委托于他。
或者换句话说，至少在国内市场的供给上，谷物贸易应当听其完全自由。
世人对囤积与垄断的恐惧，好比他们对巫术的普遍恐惧与怀疑。
因巫术而被问罪的可怜人，是无辜的，因囤积垄断而被问罪的人，同样也是无辜的，这些灾祸都是强加给他们的。
取消所有对巫术检举的法律使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指控其邻人犯有那种想象的罪行以满足其自身的利益而已，似乎通过把奖励和支持它们的巨大理由的推翻，从而有效地消灭了这种恐惧与怀疑。
同样，恢复内地谷物贸易完全自由的法律，也许可能有效地消灭世人对囤积与垄断的恐惧。
查理二世第15年第7号法令，虽然有各种缺点，但与法典中任何法律比较，对于丰富国内市场供给和增进耕作也许具有更大的作用。
内地谷物贸易现今享有的全部自由与保护，正是依据这个法律获得的。
在国内市场的供给及耕作的增进这两方面，用内地贸易来促进比用进出口贸易来促进更加有效。
根据一位论述谷物贸易作者的统计，大不列颠每年平均进口的各种谷物量与每年平均消费的各种谷物量所持比例不超过1∶570。
所以，为了供应国内市场，内地贸易的重要性与进口贸易的重要性之比应该是570∶1。
根据同一作者的估计，大不列颠每年平均输出的各种谷物量，不超过年产额的130。
所以，在给本国产物提供市场以奖励耕作那一方面，内地贸易的重要，亦必30倍于出口贸易。
我不大相信政治算术，因而也不想担保以上二种计算的正确性。
我之所以在这里引述，不过为了要说明，在一个最审慎和最有经验的人看来，谷物的国外贸易与谷物的国内贸易比较是如此的不重要。
奖励金设立前那几年谷价的极大低廉，也许有理由可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查理二世那项法令的作用。
因为，这项法令是在大约25年前颁布的，有充足的时间产生这种结果。
关于我所要讲的谷物贸易的其他三个分支部门，道理与此相同，就不需要再赘述了。
第二，输入外国谷物供国内消费的贸易，显然有助于国内市场的直接供给，因而必直接有利于人民大众。
诚然，它会稍稍阵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但不会阵低谷物的真实价值，换言之，不会减少谷物所能维持的劳动量。
如果输入随时都是自由的，我国农业家和乡绅每年出售谷物所得的货币，也许比在大部分时间里输入实际上被禁止的现在少。
但他们所得的货币，将有更高的价值，将可购买更多的其他物品，雇用更多的劳动力。
他们的真实财富与真实收入，虽表现为较少的银量，但不会比现在少；他们所能耕种所愿耕种的谷物，亦不会比现在少。
反之，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跌落而产生的银的真实价值的腾贵，稍稍降低一切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使国内产业在一切外国市场上取得若干利益，因而能鼓励并增进国内产业。
但国内谷物市场的范围，必与种谷国的一般产业保持一定比例，或者说，和生产某种其他东西因而有这些东西或其价格（二者是一回事）可以去和谷物交换的那些人的数目成比例。
但在一切国家，国内市场都是谷物的最近和最方便的市场，所以亦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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