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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把他的劳动力或者资本用在了许多方面，而不是他的地位认为必需的某一方面时，决不会因为他廉价出售自己的商品而造成对其邻人的伤害。
他只可能会伤害他自己，事实上大都也是如此。
俗话说，万事皆做则不富。
法律应该让人民去关心自己的利益。
因为人民是当事人，他们必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
不过，强迫农民兼营谷物业务的法律却是这两个法律中最有害的。
这项法律，不仅阻碍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的划分，而且同样阻碍了土地的改良与耕作。
强使农民同时从事两种行业而不是一种，即是强迫他把资本分成两部分，仅把一部分投在耕作事业上。
但若他的全部农作物，一经收获即可自由卖给谷物商人，他全部资本就会立即回到土地上，用于购买更多的耕畜，雇用更多的工人，就能更好地改良土地和耕作。
但是，由于他被强迫零售自己的谷物，他就不得不把资本的一大部分，常保留在他的谷仓及干草场中，因而再不可能像没有这种法律时那样把全部资本用于耕作上。
所以，这种法律必然阻碍土地的改良，不但不能使谷价低廉，而且必然会使谷物产量减少，因而使谷物价格上涨。
除了农民这个行业，最有助于谷物栽种事业的，就是实际上如果得到适当保护及奖励的谷物商人这个行业。
就像批发商有助于制造业者的行业一样，谷物商人这个行业有助于农民这个行业。
批发商人，给制造业者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其货物一经制成，即被他们买去，有时甚至是在货物未经制成以前，即预先给付货物的价格，所以，使制造业者能够把他的全部资本，甚或比全部更大的资本不断地投在制造业上，结果也就使他能生产出比他自己必须去把货物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或者零售商更多的货物。
此外，批发商人的资本通常也是足够补偿许多制造业者的资本，所以他和他们间的这种来往，可使拥有巨大资金的所有者有兴趣去支持拥有资金小的所有者，使他们免于遭到那些本来可能招致毁灭的损失和不幸。
农民和谷物商人间同一种类的来往，若能普遍地建立起来，则所带来的结果亦必同样有利于农民。
农民因此能以其全部资本，甚或比全部更大的资本不断地投在耕作事业上。
在遭遇到他们那个行业最可能发生的那些意外事故时，他们将发现他们的日常顾客，那个富有的粮商就是既有兴趣帮助他们的人，又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
这样，他们就不必像现在那样，完全依赖地主的宽容或地主管家的怜悯。
如果能够（那恐怕是不可能的）立即把此种来往普遍地建立起来；如果能够立即把全部农业资本，从其他的每个在目前被分散的用途中抽回投入到土地耕作这项恰当的事业上；如在必要时，为了间或支持和扶持这笔巨大资金的运作立即储备另一笔几乎同等巨大的资金，那么仅仅是这种环境的改变会对国内全部土地将产生如何巨大、如何广泛和如何急剧的改良，也许还真难以想象。
爱德华六世的法令是想尽可能通过禁止在种植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任何中间人来消灭这个行业。
其实允许自由地经营这个行业，不仅是缓解粮食匮乏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预防这灾难的最好方法。
除了农民的这个行业，对于谷物生产贡献最大的便是谷物商人这个行业了。
后来相继颁发的一些法令缓和了这个法律的严酷性。
这些法令，相继允许在小麦价格每夸脱不超过20先令、24先令、32先令或40先令时，可大量购买谷物。
最后，查理二世第15年第7号法令规定，在小麦价格不超过48先令一夸脱时（其他谷物价格以此为准），凡不是垄断者，即不是购买谷物后在三个月内在同一市场售卖的人，囤积谷物或购买谷物以待售卖，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内地谷物买卖迄今享有的自由就是这个法令所赋予的。
乔治三世第12年的法令，几乎废除了其他一切取缔囤积及垄断的古代法令，但查理二世第15年法令所设的限制，未曾废除，因此至今仍然生效。
然而，查理二世第15年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两个极不合理的世俗偏见。
第一，这个法令认为，当小麦价格涨至每夸脱48先令，而其他谷物价格也成比例上涨时，谷物很可能被大量地被收购以致危害人民。
但据我们上面所说，似乎很明显，粮价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达到由于内地商人的大量收购而危害人民的程度，而且，48先令虽然可被视为很高的价格，但在歉收年份这是在刚刚收获以后常有的价格。
那时，新收获物还不能卖出任何部分，所以就是无知的人亦不认为会有人如此大量地收购新粮，以致达到危害人民的程度。
第二，这个法令认为，在一定价格下谷物最易为人所垄断，即最易为人所囤积，也就是说收购起来准备不久后就在原来的市场上重新出售，以致危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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