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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其他食品价格的上升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银价的下跌，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的原因。
也许以上所提出的原因已经无须假设银价的跌落就能充分地说明为什么这些食品价格上升的幅度比谷物大了。
完全由于白银价值降低造成的物价上涨，会同等地影响所有的货物，但谷物价格比其他食物上升的幅度较小。
在本世纪最初64年间和最近特别严重的歉收年份以前，谷物的价格比上世纪最后64年略低。
这个事实的证据不仅有英国温莎市场的价格表，而且还有苏格兰各郡公定的谷价调查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先生所精心搜集的不同市场的账簿。
对于这样一件难以证实的事情，它的证据的充分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至于最近10年或12年的谷物价格的高昂，完全可由年成不好来说明，而不必想到银价下跌这个事实。
因此，银价在不断下跌的见解实在没有任何确凿的根据。
它既不根据对谷价的观察，也没有根据对其他食品价格的观察。
可能有人会说，即使照上面的叙述，等量的银在今日所能购得的某种食品的数量也远远少于在上个世纪所能购得的该种食品的数量。
他们还说，对于这个变化究竟是由于该货物价值的上涨还是银价的下跌，即使确定了也不过是做出一种无用的区别，对于一个只持有一定数量的白银去做买卖或只有某种固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并无帮助。
我当然不能说，知道这个区别就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到货物，但是我也不能因此下结论说这个区别是毫无用处的。
价格上涨与白银价值下跌的区分不是无用的。
一个国家的繁荣状态也可由这个区别得到一个简单的证明。
所以这个区别的确定对于大众并非没有用处。
如果由于银价的下落，某种食品价格上升，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种情况推得的只是美洲矿山的丰饶。
尽管有了这种情况，像葡萄牙、波兰那样，其实际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可能日渐衰微或者日渐增加，像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
但如果这些食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生产该食品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增大，即由于该土地肥沃程度的提高或土地耕作的改善和耕地的扩展使土地更适于谷物生产，那我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地判定该国正处在繁荣和进步的状态。
土地是所有大国的国家财富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部分。
此种区别，对于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价值有否增加，即能为这一部分的价值增长提供如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那对于公众而言无疑又是有益处的，至少能给予公众一些满足。
不但如此，在规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这个区别对公众也有一些帮助。
如果某种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银价的下落，那么这些雇员的金银报酬就应按这个下落的比例而增加。
否则其真实报酬将按照同一比例减少。
但如果食物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该食物价值随着生产它们的土地肥沃程度的改善而增加，那么，要按什么比例来抬高他们的金钱报酬或者是否应抬高，就成为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
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扩张必然会按照谷物的价格或多或少地提高所有动物性食物的价格，它也一定会使所有植物性食物和谷物对比的价格或多或少地下落。
它必然会提高动物性食物价格，因为生产这些食物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过改良而变得适于生产谷物，这样就能为地主和农场主提供谷田的地租和利润。
它必然会降低植物性食物的价格，因为通过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就提高了土地的产量。
而且，农业的改良也会引进许多比谷物需要的土地少、劳动力少的植物性食物，他们在市场上的价格更低廉。
如马铃薯、玉米或者所谓印度玉蜀黍，它们是欧洲农业或者说欧洲本身从通商及航海的巨大扩张而得到的两大改良。
此外，在原始农业状态下，许多植物性食物仅局限于在菜园中用锄头耕种。
到了农业改良状态下，这些植物就开始在普通的田地里用犁来栽植，如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
因此，在社会改良的进程中，如果某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必然上涨，而另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就必然下跌。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判定前者的涨价在什么程度上能由后者的跌价来抵偿。
当家禽肉的价格涨到极点时（除猪肉外，所有家畜肉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达到极点），此后其他各种动物性食物价格的上涨就不会对一般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活状况产生多大的影响。
英格兰大部分贫民的生活状况肯定不是由于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价格的上涨而陷于生活的贫穷，因为马铃薯的跌价必定给予了一定的补救。
在规定一国低级廉工的工资时可能有用。
在现今食物短缺的年份，谷物昂贵的价格无疑会使贫民受到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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