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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地租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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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学者，大都认为谷物和一般物品货币价格低廉，换言之，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证明了这些金属量的不足，而且也可以作为当时该国家贫乏野蛮的证据。
这种看法是和“一国富裕是由于金银丰饶，而贫乏则由于金银不足”
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分不开的。
关于这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我将于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说明，在此我只论述以下事实：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以这类金属供给世界商场的各矿山的贫瘠，决不能证明金银昂贵国家的贫穷与野蛮。
贫国不能像富国那样购买那么多的金银，也不能支付金银那么高的价格。
因此，这种金属的价值，在贫国绝不可能比富国更高。
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的国家，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高得多。
的确，自美洲矿山被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有增加，同时金银的价值也逐渐下降了。
但金银价值的下降并不是由于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是由于偶然发现了旷古未有的丰饶的矿山。
欧洲金银数量的增加与其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虽然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但是各自是由非常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自然联系。
金银数量的增加纯属偶然，任何深谋远虑及政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与新政府的成立。
这种新政府对于农业给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奖励，即保证了每个人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
由于封建制度至今依旧残存在波兰，该国的贫乏状况差不多和美洲被发现以前一样。
然而它也像在欧洲其他各地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上升了，金银的实际价值下落了。
可见，在波兰贵金属的数量一定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增加了，其增加的数量同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可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物，没有增进该国的制造业及农业的发展，也没有改善该国居民的生活情况。
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国，在美洲都拥有许多矿山，但在欧洲各国中，它们却是继波兰之后最贫穷的两个国家了。
可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贵金属的价值却一定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因为贵金属是从这两个国家运往欧洲其他各地的，不但要负担运费和保险费，而且还由于这两国金银的出口或被禁止或需缴纳重税，还要支付走私的费用。
因此，贵金属数量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比例来说，在这两国一定比欧洲其他各国大。
可是，它们却比欧洲其他各国都穷。
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度，但它们却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代替。
贵金属价值高昂不是贫穷的证明。
正如金银价值的低落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富裕繁荣一样，金银价值的上升或者说谷物及一般物品货币价格的低落也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贫穷和野蛮。
一个国家的贫穷和野蛮，虽然不能取证于谷物货币价格的低廉，却可十之八九取证于牲畜、家禽及所有各种野生鸟兽的货币价格相应于谷物的货币价格的低廉。
它清楚地证明了以下两个事实：第一，这种产物的繁多程度大于谷物，可知畜牧荒地所占的面积比谷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价比谷物耕地的地价低廉，可知该国大部分土地还没有耕作和改良。
这二者证明，这种国家的资本和人口与该国土地面积所持的比例和一般的文明国不同，从而也就证明了该国的社会状态尚处在幼稚阶段。
总之，我们从一种货物尤其是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所能推断的，只是当时以金银供给世界商业的各矿山的肥瘠，却决不能推断该国的贫富。
然而，从某些种类货物的货币价格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对比的高低，我们却可几乎完全准确地推断出该国是富裕还是贫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会状态是接近野蛮还是接近文明。
如果物品货币价格上升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银价的跌落，那么所有货物所受的影响必然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如果银价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货物价格也一定以相应的比例抬高。
但是，被人们当作问题议论纷纷的各种食品价格的上升程度却是参差不齐的。
就本世纪的平均情况来看，人们公认的，即使那些以银价升高来说明谷价上升的人也承认谷价上升的幅度比其他食品价格上升的幅度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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