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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所记，往往都侧重那些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的价格，我们很难根据这些推断当时的平均价格。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可以使我们相信，在14世纪初以及此前数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不会低于1夸脱4盎司，而其他各种谷物价格也与其相应。
在本世纪初不低于这个数目。
1309年，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弗·得·波恩就任时曾举行了一次盛宴。
威廉·桑恩不仅保存了那天的菜单，而且还记载了许多项目的价格。
在那次宴席上消费的第一项为53夸脱小麦，价值19镑，即7先令2便士1夸脱，约合现今货币20先令2便士1夸脱；第二项是58夸脱麦芽酒，价值17镑10先令，即6先令1夸脱，约合于现今货币18先令；第三项是20夸脱燕麦，价值4镑，即4先令1夸脱，约合现今货币12先令。
其中麦芽酒和燕麦的价格似乎高于它们与小麦价格的平均比例。
这些价格之所以被记载不是因为它们特别昂贵或特别低廉，而只是作为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有名的宴席所消费的大量粮食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偶然记载。
1262年，亨利三世第51年，恢复了所谓《面包麦酒法定价格》这个古代法令。
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说，这个法令是其祖先的时代英格兰国王所制定的。
由此推断，这个法令很可能是亨利二世时代制定的，甚或古老到诺尔曼征服时期。
这个法令按照当时每夸脱由1先令至20先令的小麦价格，规定面包价格。
但是，可假定这个法令通常考虑到了所有对平均价格的偏离，即高于或低于它的价格，所以在该假设下，含有陶衡6盎司银而相当于现今货币30先令的当时10先令，在此法令制定之初，必然被视为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而且，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第51年还被认为是其平均价格。
因此，我们假定当时的平均价格不少于法定最高面包价格的13，或者说不少于含有陶衡4盎司银的当时货币的6先令8便士，是不会有很大错误的。
因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有理由做出这个结论：即在14世纪中叶及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或通常价格，大概不会在陶衡4盎司银以下。
从大约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小麦的平均或通常价格，即所谓被视作合理和适中的价格，似乎已逐渐降低到该价格的一半，最后降到大约等于陶衡2盎司银，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
一直到1570年，估计仍维持在这个价格。
在诺萨伯兰五世亨利伯爵1512年的家务记录中，小麦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其一，是1夸脱6先令8便士；其二，是1夸脱5先令8便士。
在1512年，6先令8便士只含有2盎司银（陶衡），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
由那些不同的法令可知，爱德华三世第25年到伊丽莎白在位初期这200多年的时间里，6先令8便士一直被认为是小麦的适中和合理的价格，即所谓的通常或平均价格。
然而，在这时期内，由于银币的一些变革，此名义金额中的含银量一直在不断减少。
不过，银的价值的增长，又足以补偿含银量的减少。
因此，在立法当局看来，名义金额含银量减少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考虑。
因此，在1436年通过了一道法令：如果小麦价格低于每夸脱6先令8便士，那么无须特准即可出口。
在1463年又通过一道法令：如果小麦价格没有超过每夸脱6先令8便士，那么就不允许进口。
立法当局认为，当麦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可能方便出口；但若麦价上涨，那允许输入则是精明的措施。
因此，6先令8便士的含银量与现今货币的13先令4便士的含银量几乎相等（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同一名义金额的含银量少了13）。
当时6先令8便士曾被视作所谓通常或平均价格。
根据1554年腓力普王第一年和玛丽女王第二年以及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律，当小麦价格每夸脱超过6先令8便士（在当时比现今的同一名义金额的含银量多了不到2便士）时，就不允许其出口。
但不久就发觉，要到价格如此低廉时才不限制谷物出口，这实际上就等于全然禁止了出口。
于是，在伊丽莎白第5年，即1562年，又规定当小麦价格若不超过每夸脱10先令（在当时与现今的同一名义金额几乎含有相等的银量）时，就可随时在指定的港口出口。
所以，这个6先令8便士的价格在当时是被认为所谓的小麦的通常或平均价格。
它与1512年诺萨伯兰亨利伯爵家务记录中的价格几乎一致。
法国的情形亦与此相似。
该国谷物的平均价格在15世纪末及16世纪初同样要比杜普雷·戴·圣莫尔以及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斯文作者所观察的前两个世纪中的谷价要低很多。
在同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价也许同样都降低了。
在法国也能够看到同样的下降。
由于耕作的改良和进步的结果，白银和谷物相对价值增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对银子的需求增长了，而供应却仍然和从前一样，抑或是由于供应逐渐减少，而需求却仍然和从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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