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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乌洛阿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四五十年前,4里亚斯,即1先令20个半便士是在两三百只牛中任选一只的平均价格。
关于面包的价格他只字未提,这大概是因为这个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他说,那边一头牛的价格,几乎和捕获它所消耗的劳动力价格相等,但谷物不花费大量的劳动的话,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生长。
而阿根廷位于拉普拉塔河上,拉普拉塔河当时为欧洲至波托西银矿的直接通路,在这样一个国家,其劳动的货币价格,不可能很低廉。
但当国内大部分地区成为耕地的时候,情形却完全两样了。
这时面包就比鲜肉多了。
这时竞争转变了方向,鲜肉的价格变得大大地高于面包的价格。
此外,由于耕地的扩大,那些未经改良的荒野所饲养的牲畜已经不能满足对鲜肉的需求。
因而许多耕地必须用于饲养牲畜和牲畜的催肥。
所以牲畜价格,不但要足够维持饲养所需要的劳动,而且要足够支付土地用作耕地时地主所能收得的地租和农场主所能收得的利润。
可是,未经改良的荒野地上所饲养的牲畜,与改良土地上所饲养的牲畜,在同一市场,比照品质和重量,以同一价格出售。
那些荒野地的所有者因此得到了好处,同时由于牲畜价格的提高,他们的地租也得到了提高。
不过在一个世纪以前,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的鲜肉价格和面包的价格相等,甚至比面包还要便宜。
后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两者的结合打开了苏格兰高地的牲畜在英格兰的市场。
现在,苏格兰高地鲜肉的平均价格是本世纪初的3倍,与此同时高地许多土地的地租也翻了3到4倍。
现今几乎不列颠的每一个地方1磅上等的鲜肉目前通常都要值2磅以上的上等面包,在丰收的年月有时还要值3到4磅。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改良过程中没有经过改良的牧场的地租和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改良了的牧场的地租和利润的调控,而后者又受到麦地的地租和利润的调控。
谷物每年收获一次,而鲜肉作为一种收成,需要四五年才能长成。
因此,由于一亩地生产的后一种食品要比前一种食品少得多,那么这个产量上的弱势就必须通过价格上的优势来补偿。
不过如果补偿后剩余过多,更多的麦地就会改变成牧场;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补偿,部分的牧场就会又转而成为麦地。
但是,必须知道,牧草和谷物在地租和利润上这样的均等,即直接生产牲畜食物的土地和直接生产人类食物的土地,在地租和利润上这样的均等,只有当一个大国的大部分土地经过了改良之后才能实现。
就某些地方来说,情况却完全相反,牧场的地租和利润,比耕地的地租和利润高得多。
在大城镇附近,由于对奶牛和马的饲料的需求,又因为鲜肉的高价,使牧草价格增高得超过它对谷物价格的自然比例。
很明显,这种地方性优势决不会扩散到偏远地区。
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有时使其人口变得非常稠密,以致这些国家所有土地,像大城镇附近的土地一样,所生产的牧草及谷物不能够满足其居民生活上的需要。
因此,他们的土地主要用于生产牧草,因为这个比较笨重而庞大的商品不容易从远方运来,而人民的基本食品谷物,则一直是从国外进口。
现今荷兰正是这种情况。
在古罗马繁荣时代,古意大利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似乎也一直是这样。
西塞罗告诉我们,老卡托曾说,在私人的地产经营中,饲养好牲畜是头等获利的事,饲养得马马虎虎是二等,饲养得不好是三等。
他把农耕仅列在利润与利益的第四位。
确实,在古代意大利位于罗马附近的那一部分地区,由于谷物经常是以免费或极低的价格分配给人民的,所以耕种的发展受到巨大打击。
因为这些谷物来自被征服省份。
这些被征服的省份,有的不缴纳赋税,而将其产物的110以国家的定价大约是6便士1派克出售给共和国,代替缴纳赋税。
这种配售给人民的谷物,价格低廉,因此必然会降低从拉提乌木(古代罗马领土)运往罗马市场的价格,因而必然会降低其耕种的积极性。
此外,在一个以谷物为主要产品的开放国家里,一块圈得很好的草地地租的价格常常高于附近地区任何一块麦地的地租价格,因为圈地便于饲养耕畜。
因此圈地的高地租,并不是出自其自身的产品价值,而是出自牲畜耕种的麦地的产品的价值。
假若邻近土地全被圈,那高地租很可能就会跌落。
现在苏格兰圈地地租的高昂,似乎就是由于圈地太少,只要圈地多了,这种高地租就会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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