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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敌万事的力量，以“信”
来强固经济界的根干，是紧要事中的首要事。
“为富”
与“为仁”
相斥之风
任何行业都有竞争，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赛马、划船。
此外像早上几点起床也有竞争，读书也有竞争，乃至于德高望重之人受到晚辈的尊重亦各有竞争。
只是后面的那些竞争不那么激烈，赛马、划船则不然，几乎是拼命也在所不惜。
同样的道理，在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点上也是这样，竞争也很激烈。
其极端就是把道义观念忘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即：误同事、毁他人或大大地腐蚀自己。
古语说的“为富不仁”
，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道理。
亚里士多德也说：“凡商业都是罪恶的。”
但由于当时是人文尚未开化的时代，虽然这些话是出自大哲学家之口，同样还是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这和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一样，都值得玩味。
所以，造成这种误解，就不能不说是一般人的习惯所使然。
元和元年（1615年），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取代天皇统一天下，从此偃兵息鼓，国内不再争战。
从此以后，政治方针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
以前，日本和中国或是西方各国尚有相当的接触，但曾因少数的基督徒对日本怀有不良企图，可能是因为从荷兰来的文书上说，有人想用宗教来征服日本国，故当时日本完全断绝了与海外的接触，仅允许长崎港和特定的某些国家来往。
至于对内，则全以武力治国。
而这位以武力治国的人，他所遵奉的其实就是孔子之道。
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道理，就成了幕府的方针。
所以，凡要做武士者，必须修习所谓仁义孝悌忠信之道。
而以仁义道德治理老百姓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
如此一来，所谓“为仁不富，为富不仁”
就使之见诸实际。
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并不从事生产，而从事生产营利的人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份刚好相反。
因而“武士甘守清贫”
的风尚就这样流传下来。
再者，治人者被人所养。
所以，食人之食者死于人之事，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
生产殖利是那些和仁义道德无关之人的分内事，结果就成了与过去“凡商业都是罪恶的”
相同的状态。
此风几乎流传了三百年之久。
初期尚可应付时代的要求，后来因为闭关政策，知识逐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以致武士精神也颓废了，而商人日益卑下，最终形成尔虞我诈、虚伪横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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