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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进口79.5万吨，到2000年时，我大豆进口量突破1000万吨。
1996年，为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国家调整大豆贸易政策，对大豆实行配额管理。
当时，大豆进口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而配额内的税率却为3%。
1997年，国际大豆价格见顶。
由于南美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增长、全球气候条件良好，大豆产量和可贸易量节节升高，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大豆价格一度持续大幅下跌。
豆贱伤农，使得中国与美国都减少了大豆的种植面积。
但南美国家大豆种植面积却逆势而上，此消彼长，大豆价格在震**中不断攀升。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出现严重旱情为由，连续4个月将大豆库存数据调低;同时，美国以不满中美间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向中国多方施压，迫使中国向美国开出了150亿美元巨额订单，其中包括购买美国大豆。
两大因素导致国际大豆价格不断上涨。
2004年3月，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抵达美国，在国际炒家哄抬下，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CBOT大豆期货指数，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
经验不足的中国商家在恐慌心理的作用下疯狂加大采购力度，在折合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下抢购了数百万吨大豆。
可是当中国采购团回国后，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美国农业部居然表示之前公布的数据失真，2004年将会是一个大豆的丰收年！
随即，大豆价格急转直下，仅在当年的4月份，国际大豆价格暴跌50%，中国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先的全行业盈利一下子转为全行业亏损。
当价格差距变得如此巨大的时候，国内部分加工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无力消化高额的成本或者清偿银行贷款，不得不选择违约，放弃了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如果按合同价格进口大豆，每生产一吨就要损失500～600元）。
此即所谓的“洗船事件”
。
对此，美方采取了凶狠的反制措施，包括向中国进口商提起诉讼，索赔金额达到60亿元人民币；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了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一律不再报价；同时，他们还联合修改对中国大豆出口的合同文本，加入许多针对中国大豆进口商的苛刻条款。
目前，相关诉讼案还余波未了，对中国民营豆企影响依旧。
但美方的这些所谓反制措施只是对中国大豆压榨业浮在水面上的影响而已。
2004年这次“大豆危机”
真正的危害在于，它致使中国许多油脂加工企业处于万劫不复的困境。
除要承担美方的各项“制裁”
外，雪上加霜的是，危机期间恰逢国家正在进行银行业改革，中小型民营豆企贷款困难，绝大多数企业无力继续经营，在死亡的边缘苦苦挣扎。
而在此时，虎视眈眈的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所谓的ABCD）借机大举低价介入对这些企业的并购，一年之后，原来由一千多个内资油脂加工企业组成的“中国大豆军团”
转眼间灰飞烟灭，仅仅剩下今日的九十多家——其中64家由外资控制，外资大豆压榨产量也从占全国产量的18%，一下子飞跃到85%！
这就是悲催的中国“大豆危机”
。
人所不知的是，在这场中国的危机中，得益最大的并不是那ABCD四大粮商，而是原本低调潜行于中国油脂市场的嘉里公司的兄弟企业——益海集团！
公开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短短两三年期间，益海收购了中国国内不下10家中型榨油厂，相继在烟台、秦皇岛、周口、连云港、福州、武汉、泉州、昌吉等二、三线城市建立了粮油生产基地。
2006年上市的丰益国际的公告中，对此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益海虽然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但其发展、布局非常之快，从2002年开始，益海通过新建、收购老国有企业、设备改造等方式在两三年内迅速扩张，在防城港、连云港等地已合资建立了十多家生产厂家和二十多家销售公司，在合并时（指2007年6月）总投资近5亿美元，拥有七百五十多万吨的大豆、花生、棉籽、菜籽的加工能力，年可生产各类大豆油两百多万吨、花生油十六多万吨、菜籽油二十多万吨、棕榈油六十多万吨。
在中国市场控股或参股的知名食用油品牌包括‘口福’、‘鲁花’、‘丰苑’、‘四海’等”
。
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益海大豆’日加工能力达到3.5万吨，占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了16%”
，益海一举成为中国油脂生产领域的龙头企业。
益海与嘉里粮油虽同为粮油企业，但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拓展布局正面竞争很少，互补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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