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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渴望尽到自己责任的人，如果他会认为自己有很多理由去向它们请教，他就必定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而对一个忽视这一点的人来说，那些著述的写作风格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
其中没有一本能激发我们慷慨和高尚之心。
其中没有一本能使我们的心地温和，产生和善而仁慈的感情。
相反，许多这类著作能使我们学会欺骗自己的良心，用它们所作的那些无益的精细区分，来为自己推脱最基本的责任找出无数精巧的理由。
那种毫无意义的精确——他们试图把它用在不可能加以采用的一些论题上——几乎必然会诱引他们犯那些危险的错误，同时也必然使他们的著作变得枯燥乏味，具有费解和玄奥等许多特点，不可能在人们内心激起道德学书籍主要应激发的那些感情。
因此，道德哲学的两个有用部分，是伦理学和法学。
雄辩学应该被完全否定，古代的道德学家们也做出了较好的评判，他们在研究同样的论题时，并不喜爱任何这种微妙的精确，而满足于以某种一般的方法，描述什么是正义、节制和诚实得以产生的情感，以及那些美德通常会指点我们采取的一般行为方式是什么。
同样的情况有时也会发生在以前的一些哲学家身上。
在西塞罗所著的《论责任》第三册中就有这一类的内容，同雄辩家一样，他在那里尽力以许多精巧的例证为我们提供行动的准则，在这些例证中要确定合宜之点在什么地方是困难的。
同一本书的许多段落也表明，其他一些哲学家曾经在他之前试图考察同类内容。
然而，他和他们似乎都不指望提供一种完整的体系，只是想说明为什么在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下，最大的行为合宜性是否存在于遵守或背弃在一般情况下作为责任准则的东西之中，是有疑问的。
对于每个成文法体系，它们都可以被看作试图建立自然法学体系或试图列举各条正义准则的一种不完善的尝试。
当对正义的亵渎成为人们相互之间决不会容忍的事情时，地方行政官就会运用国家的权力来强行实践这种美德。
没有这种预防措施，社会就会变成杀戮和骚乱的舞台，任何人一认为自己受到伤害，就会亲手为自己复仇。
为了防止可能随同每个人为自己伸张正义而产生的混乱，在具有相当权力的一切政府中，地方行政长官同意为所有的人主持正义，并保证听取和处理有关伤害的一切控告。
在所有治理良好的国家里，不仅指定法官来了结个人之间的争论，而且规定一些准则来调整那些法官的判决，并通常力图使这些准则同天然的正义准则相一致。
当然，它们并非在一切情况下都同天然的正义准则相一致。
有时所谓国家的体制，即政府的利益，有时左右政府的特殊阶层的利益，会使国家的成文法偏离自然的正义准则。
在某些国家里，人民的粗野和野蛮妨碍天然的正义情感达到在比较文明的国家里它们自然达到的那种准确和精确的程度。
他们的法律像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是粗俗、粗野和紊乱的。
在其某些国家里，虽然人民已改善的生活方式或许会使他们承认精确的法律，但是他们不恰当的法院制度总是妨碍一切正式的法律体系得以确立。
在任何国家中，根据成文法所做的判决，都不会个个完全同天然的正义感所要求的准则相一致。
因此，成文法体系，虽然作为对不同时代和国家人类情感的记录，应当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也许人们会以为，法学家对不同国家法律的缺点和改进所作的论证，会促使人们探讨同一切实际法律无关的天然的正义准则。
人们或许认为，这些论证会使他们努力建立一个可以合宜地称为自然法学的体系，或建立一种应该贯串所有国家的法律，或成为所有国家法律的基础的一般准则的理论。
不过，虽然法学家的论证确实产生了某种这类东西，虽然无论谁系统论述某一国家的法律时，都会在其著作的许多地方谈到天然的正义法则，但是，人们一直到很晚才想到要建立有关天然正义准则的一般体系，才开始单独讨论法律哲学，而不牵涉任何国家的具体法律制度。
我们没有在古代的道德学家中看到有人试图对正义准则进行特别详细的论述。
西塞罗在他的《论责任》中，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都像探讨所有其他美德那样探讨正义。
在西塞罗和柏拉图的法学中，我们自然而然地期望看到他们详细论述应由每一个国家的成文法推行的那些天然平等准则，然而，却没有看到这类论述。
他们的法学是警察的法学，而不是正义的法学。
格劳秀斯似乎是第一个试图向世人提供某种这类体系的人，这种体系应该贯串所有国家的法律，并成为所有国家法律的基础；他那带有各种不足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法则的论文，或许是现今描述这一论题的最全面的著作。
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不仅就有关正义的问题，而且就有关警察、国家岁入和军备以及其他成为法律对象的各种问题，努力阐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社会时期经历过的各种剧烈变革。
因此，现在对法学史就不做进一步的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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