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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对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流行的各种样式具有如此之多的经验和知识，以致对它们表示完全满足，或者不带偏见地在它们和现时在本国出现的事物之间作出判断。
因此，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习惯或风气对他们关于任何艺术品中什么是美的或者其它方面的判断具有很大的影响；而是认为人们应该在观察它们时想到的一切准则，都是以理智和本性，而不是以习惯或偏见为依据。
但是只要稍作留心，他们就会相信情况正好相反，并确信习惯和风气对建筑学、诗歌和音乐的影响力，同对衣服和家具的影响一样确定无疑。
什么方法能用来确定陶立克式（Doric）柱头的高度相当于直径的八倍，爱奥尼亚式（Ionic）柱头的盘蜗是直径的九分之一，科林斯式（）柱头的叶形装饰是直径的十分之一才是适当的呢？理所当然，这些建筑方法的合宜性只能以风俗和习惯为根据。
因为眼睛看惯了与某个装饰物相关的特定比例之后，再看到与装饰物不协调的某种比例，就会感到不舒服。
五种柱式中的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装饰物，这些装饰换成其它任何装饰，都不能使那些洞察建筑学准则的人满意。
确实，据某些建筑师说，这就是精确的判断，古人依此确定了每个柱头上相宜的装饰，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同样合适的装饰。
然而，这些样式虽无疑是极其适意的，但是，要使人想象它们是唯一合乎比例的样式，或者，要使人想象在习惯形成之前不曾有过几百种同样合适的样式，还是有点困难的。
无论如何，在习惯形成了建筑物的特殊准则后，如果它们不是毫无道理的话，那么就想以其它一些仅仅是同样适合的准则，甚至以从高雅和优美的观点看来自然比原有法则略胜一筹的其它法则去改动它们，是荒谬可笑的。
就像一个人穿了一套不同于他过去常穿的衣服出现在公众面前，虽然新衣服本身非常雅致或合身，但是会显得视觉上不习惯不舒服。
同样，在习惯和风气已经确定之后，以与之极为不同的方式去装饰一座房屋，似乎也是有视觉感觉冲突的，即使新的装饰本身比常见的装饰还要华丽。
一些古代的修辞学家说，如同一定诗歌的韵律就用来表达那种应当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品质、情感或**那样，它们自然适用于各种特殊的写作。
他们说，一种诗体适宜于严肃的作品，而另一种适宜于明快的作品，他们认为两者不可能互换而不具有最大的不合宜性。
可是现代的经验似乎同这一原则相矛盾，虽说这一原则本身好像很有道理。
在英国，是讽刺诗的，在法国可能就是英雄诗。
拉辛的《悲剧》和伏尔泰的《亨利亚德》几乎写下了同样的诗句：“让我把你的忠告当作一件大事。”
法国的讽刺诗与英国的十音节的英雄诗同样美妙。
习惯使一个国家把严肃、庄重和认真的思想和某种韵律联系起来，另一个国家把这种韵律和任何有关愉快、轻松和可笑的东西联系起来。
在英国，再也没有什么比用法国亚历山大格式的诗写的悲剧更荒唐可笑的了；在法国，再也没有什么比用十音节的诗体写作的同类作品更惹人发笑的了。
如果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会使各种已确立的艺术形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并开创一种新的写作、音乐或建筑学的风气，并且不管它如何稀奇古怪，会受回收一定范围人士的欢迎。
如一个受人欢迎的上层人士的服装会使它本身受到欢迎，不久就为人们所羡慕和模仿；所以一个杰出的大师会使他的特色受到欢迎，并使他的手法在他从事的艺术之中变成风行一时的风格。
由于模仿音乐和建筑学的各个艺术领域中一些著名大师的特色，意大利人在音乐和建筑学方面的情趣在那50年中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可是塞尼加受到昆体良的指责，说他破坏了罗马人的情趣，并且倡导一种轻佻浮华的东西来取代庄严的理性做有力的雄辩。
萨卢斯特和塔西佗以同样罪名受到他人进行的指责，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他们要把虚假的荣誉授予这样一种风格，这种风格虽然最为简洁、优美、富于表情，甚至富有诗意，可是缺乏舒畅、质朴和自然，并且显然是最费力和矫揉造作的产物。
试想一个作家要具备多少伟大的品质才能使自己的缺陷变成受人欢迎的东西呢？对一个民族的情趣的改善给予赞扬之后，能给予任何一个作家最高度的颂扬，或许就是说他败坏了这种情趣。
在我们的语言中，蒲柏先生和斯威夫特博土各自在所有用韵文写成的作品中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先前所运用的手法——前者在长诗中这样做，后者则在短诗中这样做。
巴特勒的离奇有趣让位于斯威夫特的平易简朴。
德莱顿的散漫自由和艾迪生表达正确，但常常因为冗长乏味和使人厌倦的郁闷，不再成为受人模仿的对象。
现在，人们都按照蒲柏先生简练精确的手法来写作所有的长诗。
习惯和风气，不只是使艺术作品受到其支配性的影响，它们同样影响我们对自然对象美的判断。
在不同事物中，有多少不同的和对立的形态被认为是优美的？在一种动物中受到赞扬的比例，完全不同于在另一种动物中得到尊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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