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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他是权谋型人物,一切公理,德操、舆论,如与意志有冲突,则般般都要让路。
真是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他的参谋班子也是这一流人物,只是型号小些,到底层,就纯为鼠窃狗偷之辈,不像个当政的样子。
在专制肆虐的地方,政治肿瘤丛生,导致问题多多,漏洞处处。
若非智囊智慧的匮乏,就是存心与民为敌,问题看似两造,原因只有一个。
民国的参谋,多到像文豪的妙语,不择地而出。
在那历史转型的特殊时期,蔚成大观。
形态和类型也令人眼花缭乱,自由派文人如林语堂、曹聚仁、张恨水等,这是外围的、广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群如战国策派议论惊悚,耸动视听;机会型的人物若杨度、杨永泰、刘师培、罗隆基等,则把一切机会开掘到极点;纯军事幕僚则有罗友伦、蒋纬国、盛文、舒适存、赵家骧等;把旧道德演绎到完美境界者则有陈布雷先生等人;过渡时期的幕僚则有伍崇仁、樊崧甫之属;学生型幕僚,那种打蘸水式的,蜻蜓点水般闹着玩的则有康白情等人;地方军头的幕僚则有沈默士、巴人等;纯粹文人带有表演性质、行为艺术一般的参谋类型则以饶汉祥最为显眼……
民国后期幕僚文化,乃属一种一以贯之的使命感,持久的战略文化。
其优秀者,努力从历史的负疚感中挣脱出来,认同普世价值,自由的生活方式,并为造成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奉献智慧与生命。
他们对肆虐的专制狂澜保有最大的警惕,他们作为参谋作业的手段,显示出他们明晰的防御心态和戒备心理,就是要为盲动的浪潮制动、刹车。
最后,却因种种偶然性因素的充量会聚,历史灾难性的危机切断了他们行进的步伐。
民国幕僚的知识构成,曹聚仁《采访外记?战地八年》中感叹,程潜的旧诗甚佳,王铁汉能谈人生哲学,极有条理。
一位宪兵团的李团长,竟然把冯友兰的书都吞下去了,虽不十分消化,但他口若悬河的舌辩很吓人,某师长和曹聚仁谈了整晚上的辩证法,他擅长黑格尔和康德。
至于本来是燕京、清华大学出身者,如居浩然、孙立人将军等,那更不必说了。
曹聚仁说,抗战中期,不少军事将领譬如王耀武、丁治磐、李良荣等人,都在那儿读英文,看《资治通鉴》,他们比后方的政治圈中的人物高明得多。
所以曹聚仁更断言,记者的构成知识不浅,但要到军人面前去称雄,实在还不如藏拙为好。
1938年初春,曹聚仁在黄山下,遇到了冷欣的参谋,他其貌不扬,像个土老儿,右眼角有点斜吊,他时常在走廊上散步,后来在戴戟的宴席上认识了,才知道这个土老儿,精通俄、德、法、英、日五国文字,而且政治经济、文史博物,无所不窥。
他们整日整夜谈了一个星期,曹聚仁说:“要是我不懂谦虚之道,怕不被他笑死。”
至于上官云相,他是北洋的出身,是不是大老粗呢?看起来像,实际又绝不是。
他其实是粗中有细,他到过德意各国,他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集权政治的批评,以及现代军事观点的分析,非常精到,可说是第一流军事家。
事情成败的关键往往在于点子好不好,有好点子,多半能成事。
好点子,泰半来自一流幕僚。
主官和幕僚的关系,有时有颟顸的主官,一意孤行,而有明敏尽责的幕僚;有时又有颇具卓识的主官,身边却围绕小鼻子小眼的幕僚。
前一种是幕僚的悲剧,后一种是主官的悲剧。
幕僚跟主官的关系,有时也像婚姻,俊汉身畔拙妻,佳妇偏嫁莽汉。
殊欠圆满。
民国后期幕僚的职能,较之北洋时期,那种摇鹅毛扇的军师形象,业已大为改进,甚至完全变异。
正如美军参联会一样,不仅容纳各军种参谋长,研拟制订战略计划并统一全军的战略行动,且负具体指挥之责,蒋纬国经常强调的“指参”
二字,即是指挥参谋一体化的减缩,至此,幕僚已居于核心地位,整合作战、计划与政策、人力与人事、指挥与通信及后勤等业务部门,协调三军各自的特长,以及彼此的思想和行动,从而实现有效的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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